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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读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
毛泽东对艾著《哲学与生活》略有疑点的问题是指这样一段话：“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的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是本无矛盾的，但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的这个论点后，写下了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在这段话的末尾，毛泽东还特别注上“毛泽东意见”五个字。
《反对自由主义》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许多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一方面壮大了革命队伍，另一方面也使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滋生了一些思想问题。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不良倾向，对党和革命军队妨害极大。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刘澜涛，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于9月7日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不久，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手稿，经有关同志传到刘澜涛手中。当时这篇文章是不公开的，刘澜涛与有关同志商量，最好能够在党内发表。后来，边区党委经请示中央同意，这篇文章于1937年冬季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刊物《工作通讯》上全文发表了。（据胡耀邦回忆：“1937年的秋天，毛泽东建议我担任党的抗大总支部书记。他教我要做好党的总支部的工作，首先要办一个好的校刊。他看了这个校刊的第一期，批评我们自己没有动手写东西，又自告奋勇写了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反对自由主义》”——编者）
毛泽东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接着毛泽东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主要表现，进而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来源及其思想方法。文章最后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时，在中国共产党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下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陈独秀于8月23日获释出狱。陈独秀出狱后曾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秦邦宪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陈独秀的好朋友、已经脱离托派的罗汉到了南京，与叶剑英、李克农等人晤谈，说陈独秀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并提出了联合抗日的要求。叶剑英等人表示欢迎，但因与陈独秀联合，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于是，叶剑英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他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由林伯渠、王若飞等接待。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李侠公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去延安一谈。后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没有去成。但罗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五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回党工作。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于是，毛泽东同张闻天于9月10日致电林伯渠，提出对待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请告诉罗汉我们对待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表现出当时中共中央期待陈独秀归队的诚恳心情。
但此事终因陈独秀始终拒绝公开表示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而告终。王明、康生出来打横炮，也是造成谈判破裂的重要原因。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康生于1938年初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诬蔑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由于王明、康生的作用，把陈独秀永远拒绝于党的大门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党内的“左”倾错误断送了挽救陈独秀的工作。
9月25日，八路军115主力在晋北平型关东北一带公路两侧山地伏击由灵丘西犯的日军坂垣师团一部。经一天激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在这以前，115师师长林彪把“只想以陈旅（即担任平型关战斗的以陈光为旅长的第343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想法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中提到此事，并说“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可见，事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陈旅集中给敌以打击的部署。就在平型关战役后第二天，即9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并提出：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还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同日，毛泽东还就平型关大捷的对外宣传问题向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指示。第三天，即9月27日，毛泽东又就平型关战役战况电告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叶剑英。
讨论《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有些共产党员对于参加国民党政权引为荣耀，对国民党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丧失应有的警惕。为纠正政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25日召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凯丰、郭洪涛、李富春、吴亮平、王首道参加，讨论共产党参政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组织政权。在战区的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实行抗日纲领，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反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去参加。会议通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它明确指出：“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的亦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在人民中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迟统一战线的民主政府之建立，是有害无利的。”但“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宣传与救国方针的代议机关，在原则上是许可的”。草案强调：“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把她打死。经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向中央领导报告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将黄克功逮捕收监。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延安各单位围绕这一案件组织了讨论。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主张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中央，他说，如果死刑必须执行的话，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要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最后，经边区高等法院最后判决，仍判处黄克功死刑。
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了毛泽东于10月10日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