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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这个方法的更要来推广，宣传到全国的四万万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麽我们从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复起来。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後，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後，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麽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
二、国家长治久安的因素～～道德问题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亚洲古时最强盛的民族，莫过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东边灭了中国，在西边又征服欧洲；中国历代最强盛的时代，国力都不能够越过里海的西岸，只能够到里海之东，故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力都不能达到欧洲；元朝的时候；全欧洲几乎被蒙古人并吞，比起中国最强盛的时候，还要强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没有维持很久；从前中国各代的国力，虽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国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够长久；推究当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国其余各代的道德那样高尚。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的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後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後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因为我们中国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三、恢复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恢复固有的道德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所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
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便一无所有，我想从前必定有一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於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的，说忠於民是可不可以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有所不惜，这便是忠。
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於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麽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麽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国，要忠於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的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麽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於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苏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於什麽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於仁爱，究竟是怎麽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了。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於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国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於邻国和对於朋友，都是讲信义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麽地方可以看的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麽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账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学中国人一样只记入账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着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如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货，便要损失五千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候，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定的货，可以辞却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五千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来订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
至於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三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论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方参加协约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约国；但是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不得不牺牲国家的权利，去参加协约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
我就问那位日本人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该条约中最重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麽日本对於英国，能够牺牲国家权利去履行条约，对於中国，就不讲信义，不履行马关条约呢？对於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胁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言义之有呢？」？简直的说，日本对於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於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是讲信义罢！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更有了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後的华尔赛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在这些会议中，各国人士公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於勉强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之一，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的种种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好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後对於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後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四、恢复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二～～恢复固有的智识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後，四万万人都是睡觉，不但是道德睡觉了，连智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识也应该唤醒他。
中国有什麽固有的智识呢？就人生对於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