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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尔。马克思,同前,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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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购买更多、更好,尤其是更新的东西的可能性增加了,这种情况令人神往。人感到他的消费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购买及消费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成了目的,而与所购、所消费的东西的使用及享用没有什么联系。购买最新发明的玩意儿、市场上最新式的任何东西,是每个人的梦想;相形之下,使用的真正乐趣倒是次要的了。如果现代人敢于明白道出他心目中的天堂,那么,他会描绘出这样的一种景象:天堂就像世上最大的百货公司,里边有新东西和新玩意儿,而他自己则有用不完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只要里边有更多、更新的东西可买,他口袋里的钱又比邻人的多,他就会在玩意和商品的天堂里东逛西逛,那神情就像山里人进城一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旧特征之一的对占有和财产的依恋,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旧的态度表现出某种喜好占有的倾向。这种占有感在人身上产生并得到发展。他为占有财产而骄傲。他很好地照料财产,而最终当他不得不与财产分手之时,他会感到痛苦,因为他不能再使用这些财产了。在今天,人们身上很少还有这种财产感了。人们喜欢买新东西,当更新的东西出现时,却随时准备抛弃已经买下的东西。
如果用性格学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变化,我可以把上述的情况同19世纪风行的囤积倾向联系起来。
在20世纪中期,这种囤积倾向已经让位给了接纳倾向;其目的是接纳、“饮进”
,。。
不断地得到新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人一直张着大口在生活。
这种接纳倾向与市场倾向融合在一起,在19世纪,则是囤积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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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剥削倾向的融合。
对待消费的异化态度不仅表现在我们对商品的寻求及消费中,而且远远超乎此,决定着我们的闲暇安排。我们到底期待着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同他所做的没有真正的联系,如果他以抽象的、异化的方式购买消费商品,他怎么能主动地、有意义地打发他的空闲时间呢?他总是被动的、异化了的消费者。他“消费”球赛、电影、报纸、杂志、书籍、讲座、自然景色、社会集会,就像他消费所购买的商品一样采取的都是异化了的、抽象方式。
他没有积极地参与,他想“接纳”所有可以得到的东西,得到尽量多的娱乐、文化等等。实际上,他并不能自由地享受“他的”闲暇;他消磨闲暇的方式,如同他对所购的商品的消费一样,受到了工业生产的支配;他的趣味被人操纵,他想看、想听的,都由条件所决定;娱乐,如同其它事一样,是一种实业,消费者是去买玩乐,就像买衣服鞋子一样。玩乐的价值取决于市场上的行情,它不再是任何可以用人的观念来衡量的东西了。
当我进行任何创造性的自发活动,比如看书、游览、社交之时,我自身内部会发生某种变化。
有了这种经历之后,我便不再是先前的我了。而在异化了的享乐形式中,我心中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消费了这个或那个,而我自己则没有什么变化,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对所作事情的记忆而已。这种娱乐消费的最明显例子,便是拍摄快照,这已经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消闲活动之一了。自从189年以来,柯达公司的广告——“你只消按下快门,其余的事交给我们”——大大帮助了照相业,使照相术在全世界推广开来,这一口号因而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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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象征意义。这是最早的诉诸按快门的权力感之一;你什么都不用做,用不着知道一切,一切都为你做好了;你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门就行了。的确,拍快照已经成了体现异化了的视觉观念以及纯粹消费的经验的一种方式。带相机的“旅游者”充分体现着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化关系。由于他不停地拍照,他实际上除了通过照相机这个媒介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照相机替他看到了一切,他的“愉快”旅行的结果,便是一套快照,这些快照成了他本应体会到而实际上并没有的经验的代替物。
人不仅同他所做的工作、所消耗的东西和欢乐相疏离,而且同那些决定着我们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的社会力量相离异。。。。。
我们在统治着我们的社会力量面前,显得完全无能为力,当那些社会灾难——经济萧条以及战争——发生之时,尤其如此。虽然,我们每一次都将这些灾难斥之为令人心痛的事故,灾难却随时发生。这些社会现象看起来是自然灾害,而不像是人为的,实际上它们是人为的结果,只不过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无意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无名的社会力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固有的东西。
在大多数其它的社会中,社会法律明确、固定,建立在政权和传统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不同于这些社会,没有这种明确的法律。资本主义依据的是这样的原则:只要人人都在市场上为自己奋斗,共同的利益就会从这种奋斗中产生,其结果便是秩序而不是混乱。当然,经济规律左右着市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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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规律是在每个行动中的个人背后起着作用,个人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你猜测市场规律的努力,就像日内瓦的加尔文教派信徒想知道上帝是否会拯救他的作法一样。市场的规律,同上帝的意志一样,都是你的意志和影响所不能及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这条原则在起作用;自我控制的经济实体在敌对中互相合作,居然会导致繁荣昌盛的社会,这真是一个奇迹。的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政治自由,而任何由中央计划的社会秩序,都导致严密的政治管辖,最终形成专制的危险。虽然在此不宜讨论,除去在“自由企业”与政治管辖之间作出选择外,还有无其它选择的可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指出:我们受到了规律的支配,却无法或不想控制这些规律,这一事实正是异化的一种最明显的形式。我们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安排的制造者,同时,却又有意地极力推卸责任,只是满怀希望地或似乎焦急地等待“将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的行动体现在那些支配我们的规律身上,而这些规律却高踞于我们之上,成了我们的主人。庞大的国家和经济体系已不再为人所控制。国家和经济体系已经完全不听指挥,其领导人也像一个骑在一匹脱缰之马上的骑手,尽管他已经无力来指挥这匹马了。
现代人同他的同胞的关系怎样呢?
这是一种两个抽象体、。。。。。。。。
两部活机器相互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他雇佣的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商品,每个人总是受到某种友好的对待,因为,即使他现在没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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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或许用得着。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不到多少爱和恨;而表面上的友好倒是不少,这种表面友好多于表面上的公平。在这种表面现象的下面,却是距离与冷漠,以及较多的难以觉察的不信任。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告诉约翰。斯密斯,他很好”时,他是要人消除疑虑,不要像一般人那样不相信人。我们还看到,爱和性关系也带有不信任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性解放运动,表明了人们试图用相互间的性快乐代替较深沉的爱情的极端努力。
而当这种努力失败之后,性的两极关系便降到了最低点,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友好的伙伴关系,一种小型结合。这种小型结合使力量合在一起,从而在生活的日常争斗中保持住较好的地位,以减轻每个人的孤独感。
中世纪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多数社会所特有的一般联系和社会契约消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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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由“原子”构成(我们这里使用的“原子”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相当于“人”)
,这些细小的粒子相互离异,是自私的利害关系以及相互利用的需要把它们聚合在一起的。然而,人又是一个社会动物,有着作为集体的一员去分享、去帮助、去感受的深切需要。那么人的这种社会追求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些追求表现在公众领域这个特殊范围,而不在个人领域。
我们与同胞的个人交往受制于自我中心主义原则:“人人为自己,上帝为我们大家。”这与基督教教义形成了公
①参阅托恩。尼斯所使用的与“Geselshaft(社会)”相对的概念“GemeinLschaf”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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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对抗。是自我中心的利益而不是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推动着个人的行动。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可说是次要的感情,是个人的慈善或仁慈行为,而不是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成分。作为个人,我们的私人生活不同于作为“公民”的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我们的社会状况体现着我们的社会存在;作为公民,我们应当(而且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具有社会责任和义务感。我们纳税,我们选举,我们尊重法律;打仗时,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不愿花100元来救济一个陌生人,而在战争中,假使他们俩人碰巧都是穿军装的士兵时,这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