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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同情陈炯明，使孙中山恼火 就在胡适疾言“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下一周，针对陈炯明发动兵变、与孙中山公开分裂事件，胡适撰文评论。虽然他站在陈炯明的立场上，将陈的“叛乱”说成“革命”，却也并没有将孙定为“反革命”，而将孙陈冲突仅仅视为“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胡适认为“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这两种主张，是当时中国政治何去何从的一大中心问题，胡适是赞成后者而反对前者的，所以他积极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提议，于1922年6月上旬联名致电孙中山，劝他结束护法，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尽管如此，他与蔡元培一样，并没有全盘否定护法。蔡元培赞扬孙中山“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胡适认为此话并不是溢美之辞。所以他说“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胡适对孙中山的批评，比如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等等，看上去好像是在批评孙中山的主张，因为它“迷了他的眼光”，其实胡适否定的是孙中山的手段，而不是他的主张。胡适在文章中重提几年前孙中山《孙文学说》中“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学说，说他当时是赞成孙中山“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话的，并且也未说他“现在”就觉得此话不对，而只是因为孙中山未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又采取了一种“短见的速成手段”，这才导致他的“失败”。 胡适与孙中山尽管彼此政治主张不一致，但胡适对孙中山此时并未失之尊重，这从他行文尽量公允中看得出来，一是他对孙中山的批评注意范围；二是他在批评的同时，也还强调孙中山的功绩，引用蔡元培对孙中山护法的赞美，并写道：“我们平心而论，孙氏的失败不应该使我们埋没他的成功。”但由他与陈炯明主张的相同而生发的对陈炯明的同情，又忍不住要为陈炯明打抱不平，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站在孙中山一边的人们发生冲突，以至对孙中山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胡适发表上文不到一个月，看到有人将陈炯明发动事变指责为叛逆、犯上，他拍案而起，写了一篇《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刊登在《努力周报》第12期上，将人们对陈炯明的伦理性指责斥为“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厉声责问：“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在动笔写此文章时，一定料到会遭来指责，所以他在文章中明言他只是反对旧道德，而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可是国民党人哪里肯信，指责也就随即汹涌而来了。胡适1922年8月13日记道： 我在《努力》（12）号上作一短评，说孙党不应拿“旧道德的死尸”来压人；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这段短文，竟引起孙党的大反对，他们的《民国日报》日日骂我。前日有位“恶石”（张冈）骂我“丧心病狂”！其实我的话正中他们的要害，故他们这样痛骂我。他们的骂我，正表示他们承认这一点的有力。 反对胡适的不只是忠于领袖的国民党人，孙中山自己也十分恼怒。陈炯明在那场兵变中，先是包围广州观音山越秀楼总统府，要捉拿孙中山。危急中，孙中山不得不丢下夫人宋庆龄，逃到永丰舰上。陈兵随即向越秀楼开炮并攻打总统府，宋庆龄虽在卫士们的掩护下脱险，但因饱受惊吓，造成流产。而后陈兵又与永丰舰相互开火，并施放鱼雷企图炸毁永丰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虽始于政治主张，但兵变中的种种行径都表明他意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又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理所当然为孙中山及其拥护者所不容，胡适的“超然”态度也自然为其所不容。 1924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时，在右上方的《响影录》专栏刊出题为《少谈主义》的短文，其中引用了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话。孙中山阅后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编辑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胡适该文发表已过整整两年，孙中山仍耿耿不能释怀，可见结怨之深。 1922年8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吴佩孚一派大概是想拥孙文来倒黎元洪。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陈炯明相安，而想在北方的“三大”之中做媳妇，真是做迷梦了。 “迷梦”在那段日子里，是胡适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而这个词的出现常与“武力统一”有关：“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从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