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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这些部队长官早已骄纵成性，醉心利禄，贪生怕死。他们对所谓“杂牌军”以及老百姓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对共产党则畏之如虎。白天深沟高垒，不敢出击，夜间尤不敢行动。因此除他们的宿营地周围十里之外可说都是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即以北平来说，除市区外，四郊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有时中央大员来平，想一游郊外的西山，我陪同出游也非带大批扈从卫士不可。
因此1946年春孙连仲坐镇保定，企图率领大军打通平汉线，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我深知华北战局的不可为是军队不堪作战。我想我如能有一两军真正可以作战的军队，如第七军、第三十一军等，任我调度，华北局面或可改观。为此，我曾商之于白崇禧，请他相机向蒋先生建议。白说，我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为事势所不许。
华北当时唯一可用之兵，便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所部的两个军。傅作义不但是一员战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个人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他在卢沟桥事变前即享有抗日令誉。抗战期间，拱卫绥远西部和北部大青山地区，敌人卒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第十二战区内政治的修明、人民的安居乐业均有足多者。所以傅君的防地虽和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比邻，中共终无法渗透。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急于打通对苏交通，曾集中兵力猛攻十二战区，然终为傅部击溃。是以中共虽视傅作义为眼中钉，但对他却十分畏而敬之。
傅部虽堪一战，然抗战期中受中央歧视，得不到补充，全军装备窳劣，人数有限。最后大势已去，中央才用他来澄清华北，就难免有蚍蜉撼大树之感了。
1946年春夏间，政府和中共谈谈打打，中共态度强硬，政府也不甘示弱，各地冲突日多。到是年秋季，内战的扩大已不可避免，中央乃决定先收复张家口，截断共军关内外的交通，再及其他。我深知傅作义的部队可用，遂训令傅作义向东移动，向张垣进攻。另以李文总司令指挥中央石觉、牟廷芳、侯镜如等部自北平北上，夹击贺龙的主力。经半月的战斗，傅作义部终于10月11日占领张垣，是为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但因李文所部逡巡不前，未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迅速向左翼延伸，截断共军“西窜”的退路，致战果未达理想，美中不足。
张家口是个战略地区，我军克张家口，便将在东北与华北的共军腰斩为二。当时中央统帅部估计错误，认为张垣既克，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必可次第肃清；关内隐患一除，便可徐图关外，中共将不足为大患了。
以故国民政府于张垣收复的同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召开制宪国大，蒋先生颇想再立一下军威，以醒国人耳目，因命陈诚携带亲笔手谕飞平，召集军事会议，企图打通平汉线。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北平行辕（4）
陈诚在抗战后便继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1946年6月1日军委会撤销，国防部成立时，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就名分上说，国防部部长的职位高于参谋总长，但是论实权，则军政和军令权概操于参谋总长之手。所以陈诚实是当时策划指挥“剿共”军事的实际负责人。
1946年10月9日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在平召集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和军长、师长多人，以及行营高级将领的全部。
会议中，首由参谋总长宣读蒋主席手令，略谓“国大”召集在即，为安定民心，鼓励士气，平汉路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云云。陈诚读毕手令，即训话式地叙述今后用兵的方略，然后询问与会将领的意见。奇怪的是尽管大家面面相觑，孙连仲和李文等都说应该执行主席命令，于三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傅作义则以平汉路不在他的战区之内，未表示意见。
最后，陈诚始问我的意思如何。我说，论军人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若以现有兵力来打通平汉路，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实是梦想。我们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贸然用兵，不特平汉路打不通，恐怕还要损兵折将，为天下笑。
陈诚说：“德公，你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我说：“照我看，以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说：“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复命呢？”
我说：“辞修兄（陈诚），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说：“德公，您是老前辈，能否用你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我说：“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说完，我便要王鸿韶参谋长立刻起一电报稿，向蒋先生报告。略谓，奉手谕后，曾召集各将领讨论，深觉以目前兵力，断难完成任务。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莫若养精蓄锐以待有利时机再行动云云。
这电报发出后，陈诚如释重负。他也深知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为不可能，但又不敢拂逆蒋先生的意旨，如今有我出面负责，他也落得轻松一番。翌日，他便乘机返南京复命去了。不久即奉到蒋先生复电，大意说，接德邻兄来电，考虑允当，前令着即暂缓执行。在平将领闻知此电，都如释重负。李文且亲自来对我说，如没有德公负责打电报，这事就糟了，我们有谁敢说半个“不”字，真要听命发动攻击，岂不准吃败仗无疑。
平汉路虽未打通，但是“制宪国大”却于11月15日在南京准时开幕，制定宪法。我本人也当选为广西省国大代表，然因北方情势不稳，未赴南京出席会议。
国大开会期间，国军战事虽尚平稳，但是内战延长，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的痛苦日甚一日。感觉敏锐的青年学生遂集会游行，呼吁停止内战。学潮先自南京开始，逐渐蔓延各地，势如野火。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为马首是瞻，此次学潮自亦不能例外。
国共两党此时在北平各大学中都有职业学生从中活动。国民党的学生甚至身怀手枪，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扬威，颇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并且引致一般青年同情的，总是在野党的言论。以故学潮的扩大，事实上即系公开的反政府的集会。各地军警、特务竟认为学生甘心为共党利用，不惜用武力弹压，重庆、昆明、武汉、南京等地血案频生。军警压力愈大，群众反抗愈烈，学潮的蔓延也愈广。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忽然面色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北平行辕（5）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营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李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2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的。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销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捉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