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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1960年前后，中国搞共产风，结果饿死了很多人。现在一般的说法是饿死了三千万人。那么，当时有很多人的确是在那里唱高调，要无私奉献啊，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啦，等等。我可以假定，假如这些唱高调的人，这些放卫星的人，如果他们自己饿死了，自己累死了，那你的确可以说，那是高调，那是乌托邦，那真正是高尚过度了，那真是过分虔诚了。
可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唱高调的，刮五风的，放卫星的，他们没有一个被饿死。而且是在民众的尸骨之上，“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而被饿死的这三千多万人，有谁问过他们？你愿不愿意为我们的伟大理想而献身，你饿死吧，愿不愿意？如果他们不愿意，这和理想不理想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讲理想，但是，你事实上又没有献身，这和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说，那个时代，就是一些草菅人命的人，用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乃至生命，来保住他们的乌纱帽。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不是在道德上高调吗？这是个乌托邦吗？当然不是。那么，如果你真是道德上高调要求，我这里讲的是要求自己，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再高调都不怕。我们也不需害怕乌托邦，什么叫做乌托邦啊？所谓乌托邦无非就是做不到的事，做不到也不见得就是灾难哪。我们的先贤经常讲一句话叫做“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做不到，那么，我们在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中，能够做到较善较美也可以嘛。但是，事实上，我们往往就搞成“尽恶尽丑”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实说，这不是高调不高调的问题，这是自律还是律人的问题。所以我在一本书上曾经写过两句话：“高调再高，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你高调再高，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律己。低调再低也可以，但是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抢劫。你如果做不成慈善家，那么你就交换，但是你不能去抢别人。也就是在这样的预设下，我们这个制度是可以成功运转的。
摆脱“搭便车”的困境
但是，像这样的一种制度，为什么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又很难建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并不是因为人们有多么高尚，高尚到了人人利他的程度。恰恰相反，这一套制度之所以不那么容易建立，并不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君子太多，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有那么一些小人，尤其是那些掌权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约，而极力反对这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小人不仅自称是君子，还宣称只要他有了无限的权力，他就可以把天下的人都改造成君子。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种说法呢？有时候，人们会相信的。
但是，我这里要说，其实这种时候比较短暂。在人类历史上的确会看到一种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狂热，都真的很相信某一种东西。但是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事实都表明，这种狂热，往往为时不久。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使大家都不相信了，它还能维持。为什么呢？老实说，不是因为我相信什么，而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不是因为我不希望自由，而是因为我不想为争取自由付出代价，特别是：假如别人付出代价争取到了自由我也能享受，那我何苦要付出呢？
我这里并不是说，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而东方人似乎是不那么在乎自由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即使在西方，自由也许是个好东西，但是，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别的好东西。即使在西方，不自由但还愿意苟活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人之常情。老实说，不要说死了，就是比死要小得多的代价，人们有时候也是不愿付出的。或者说，为了换得比生命要小得多的一些东西，人们也是愿意让渡一部分自由的，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安全。
大家知道，“9？11”以前，美国是个非常自由的社会。自由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到国会大厦参观，连护照都不需要出示的。美国绝大多数公共机关都是对外开放的。办公室你不可以进，但是，这个楼你是可以进的，下班了都可以进的，甚至包括像联邦调查局那样的地方都可以进的。当然，你不能闯到人家办公室里面去，但是，这个大楼你是可以随便进的。甚至在国会和五角大楼上空都是不禁空的，私人飞机可以在上空飞来飞去的。
但是，“9？11”以后，一切都变了。这些东西都取消了。我们在2004年，在华盛顿还看到那个联邦调查局（FBI）的大楼门口有一个牌子，说是由于反恐的需要，在2006年之前就不对游人开放了。现在2006年早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开放了。我怀疑它现在还是没开放。
也就是说，为了安全，即使是美国人，也愿意把他们的自由减少。
但是，正是由于那种不自由的体制从来就没有办法实现它所声称的理想，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理想，而且不断地在这两个方面都积累不公正，甚至带来灾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还是会力图去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那么，这个以经济人为预设的制度安排，它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用我刚才讲的话叫，我的一毛是属于我的，我愿不愿意拔，那是我的事。只要我愿意，不要说拔一毛，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但是，这得我愿意。
从交易权利问题到交易成本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是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到了20世纪，人们就有了一些别的问题。当时人们就发现，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率的。那么，市场无效率，有些人就想，那可能就是市场失灵了。
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做“外部性”。什么叫做外部性呢？就是一种产品，它带来的利益和为这个产品支付的成本是不能一一对应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为这个产品付出了代价，但是别人是可以免费享受的，比如路灯。我如果装了一盏路灯，那不仅我能够享受，别人也享受。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谁也不愿意装路灯的情况。因为谁都希望别人来装，如果别人装了，我也可以被照亮，那我何必要装呢？
在西方，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叫做“搭便车”。其实在中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大家想想，和这个“搭便车”一样的话是什么话？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讲西方文明，但是老实说，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很多最深层次的人性根基，我觉得是不分什么东西方的，只不过这个制度安排，首先在他们那里实现罢了。
关于“搭便车”中国最常见的说法是什么？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要喝水，而是这个水是有外部性的，谁挑了我都可以喝，因此就没有人愿意挑。没有人愿意挑怎么办呢，有的人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失灵的。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你政府不装路灯，那很有可能就是黑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去装，除非你有一种机制，使得某个人装了以后，其他人路过要收费，那可能就会有人装了。如果不是这样，很可能就没人装。
因此，很多事情就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而不能由市场来提供。但是，战后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很多情况也不是这样。他们说，以往人们认为，由于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那些领域，其实真正的原因都不是市场本身失灵，而是由于交易费用太高。如果这个交易本身要花很多精力，那么我就不愿意交易。
因此，这个交易成本的节省，就成了20世纪下半期以后西方的很多经济学流派，比如制度经济学，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
其中的一个代表是罗纳德？科斯。他就提出来几个很有名的概念。第一，他说，企业是个什么东西，大家想想看，企业是一种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把具有各种要素的人用一个契约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只有劳动，你只有资本，他只有技术，这个人就持有某种点子、知识产权之类的，然后我们用一个契约把大家拢到一起。
我们为什么要把他拢在一起成为一个企业呢？大家知道，只要是拢在一起，你将有扣除。一个工人在企业干活，他的劳动产出肯定是不能全得的，这个企业起码要有利润嘛，要扣除的，但是，如果他自己当个体户，他赚多少都是他的。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当工人，不愿意当个体户呢？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正式有工作的，叫做正规就业，街头的小贩叫做非正规就业，一般的人都愿意正规就业，不愿意非正规就业。
尽管从理论上讲，街头的小贩，我们姑且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是“小资产阶级”，不受剥削的，一个工厂的工人是“无产阶级”，也许是要受剥削的，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做一个工厂的工人，不愿意做那个被城管追的到处跑的街头小贩。那是为什么呢？科斯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做小贩的话，成天需要应付许许多多的交易，这个成本很高。但是，你作为一个工人，你只要在加入企业的时候做一次买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劳务合同，如果这个条件你愿意接受，那从此以后你就不需要交易了。
因此，他就下了这么个定义。对于资本家也是一样，对于所有的要素所有者都一样。如果他不跟别人合作，那么他的交易费用会很高，那么有企业这样一个组织，这个交易就会被整合起来，一个企业和一大堆个体户，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这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就要省，由此就产生了一整套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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