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局判处死刑。于是，毛人凤恨透军法局长包启黄，包启内也不是个好东西，终于被毛人凤捉起来，关在桃园监牢，最后也枪毙了，真是冤冤相报，令人浩叹。
度日如年撰写回忆
毛人凤先生的监牢，不比寻常，绝不开放，虽是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也休想来参观考察。所以，大家叫做黑牢，坐黑牢既不能接见家人和朋友，又不以通音讯，完全和社会隔绝了，虽然在院子里，抬头可以望见天日，而叫做暗无天日，也不为过。
有一天，监牢里的那些人突然紧张起来，听说总统府的人要来视察。这个消息可说是青天霹雳，毛人凤的监牢被人视察，真是破天荒的大事。果然，视察的人来了，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我被领到副所长的房间，见总统府来视察的人，原来是山东王崇五兄。开牢的不敢监视，也不敢旁听，屋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这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你喝水也要小心，招架毛人凤给你下毒。”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真有隔世感慨。我们握住手，他悄悄地对我说了这一句话，可见他们对我的关切、对我的担心。他告诉我，一般朋友对我很关心，总统府资料组把我的案卷调去，研究营救的方法。案卷足有两尺厚，因为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他们无能为力。这次来视察，是特意来看看我的生活情形、健康情形，被虐待成甚么样子。闻之对朋友们的关怀，万分感激。
先后进来坐牢的朋友：阮清源、吴景中、楼兆元、鲍文樾、龚德柏、赵耀斌、马兴峻、乔凤藻、张镇邦、李敬……都出去了，我却稳坐如故。自从王崇五兄来过以后，我已死了出牢的念头。一个人没有任何希望，又置死生于度外，还有甚么顾虑？还怕甚么？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固然出牢无望，但是也保障了我的生命安全，再不怕毛人凤暗算了。精神好的时候，我大声告诉坐牢的和看牢的，我为甚么坐了牢。开牢的既不能割掉我的舌头，又封不住我的嘴巴，他们就奈何不了我。骂着！骂着！每天给三块钱的营养费，后来加到六元。坐牢还要营养？是五崇五兄来看我产生的力量呢？还是咒骂的效果呢？
坐牢坐到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三月三十一日，屈指一算，转瞬两千一百天了。坐牢以前，我正是壮年，经过了两千一百天煎熬的岁月，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头发也苍白了。感慨万千，题诗一首：
卅年革命有何求？国破家亡两重忧，
牢里二千一百日，大觉醒来已白头。
难友徐水庭给我刻在竹片上，做为坐牢的纪念，徐水庭，浙江人，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入伍时允许他们当两年兵升军校，因升军校无望，写信发牢骚，而被关起来。他多才多艺，很了不起，对我帮助很大，曾利用废物做了一只煤气炉，一直用了好多年，后来送给了黄氏姐妹。
黄氏姐妹湖南人，姐姐黄珏，凤山陆军总部女生队长；妹妹黄正，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为了对付孙立人，李葆初利用警备总部的权力把她姐妹两人抓起来，要她们诬攀孙立人和共匪有关系，她们不干，判了十年徒刑，关在桃园。李葆初是专以诬害别人，而升官发财的小人。三十七年我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曾在保密局主任秘书黄天迈兄寓所，和马汉三、张公度、侯定邦、赵斌成、李葆初谈过一次话，大家都以为，要对付共产党，非恢复复兴社的组织不可。李葆初就向毛人凤告密，说我们组织小团体，侯定邦、赵斌成害怕，又向毛人凤自首，毛人凤拿我来作为杀害我们的借口之一。
四十四年以后，监牢慢慢冷淡了，坐牢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大概因为毛人凤先生得了癌症，再也狠不起来。留在牢里的长客，除了黄氏姐妹，还有新一军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等四人，他们也是吃了孙立人的亏。
坐牢最刺耳的声音，要算开关牢门开铁锁和上铁锁的声音，格—搭—一声震人心弦。四十五年春节那天，和李剑飞、陈鸣人、彭克立、王功鎏几位吃完牢房里的午饭，离开牢房，搬到牢房以外的一间小房，不再锁门，才不再听铁锁锁门的声音。他们让我搬出牢房，我想是避免我向大家宣扬毛人凤局长的“清白家风”吧？
大禹惜寸阴，因为光阴一纵即逝，永不复返。可是坐牢，时间不值一文钱，几年来大好时光白白过去。所以，从四十四年开始撰写八年抗战，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好，每天可写五六千字；心情不好，五六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这样可以减少度日如年的孤寂生活。半年以后，写了十几万字，黄氏姐妹看后，以为不差，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王功鎏兄也以为有意思，最好写成一部书。
搬出牢房以后，心情好得多，一共写了三十几万字，送给周念行先生看。周先生在江山人中，是一位读书人。他看过以后，指出几点应该修正的地方，建议定名《关山烟尘记》。稿子送回来，附来一封信：
……大作我已浏览一过。我曾有好几次一边读、一边淌泪。所以，我深深的觉得这部书在我们工作的写实方面，是不一部不朽的著作。不仅可以为训练同志的补充材料，甚至可以鼓励同志发出热烈无比的奋斗精神，从事于赴汤蹈火冒险犯难的艰巨工作。我看过同志的工作纪实也不少，但能够像这部书的感动人，确未曾有。家才先生！团体的事业是千古的，这部书的流传千古，更不容疑，不胜祝贺之至。
我不敢相信，我会写一部书。但是周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不能不把原稿加以修正、誊正。周先生主张先在《健行月刊》发表，将来再进行印书，终于在十年后，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关山烟尘记》正式问世。
毛死我活恢复自由
四十五年春天，我已经迁出牢房，梓宇弟第二次来看我，劝我写一张悔过书。
“是毛先生的意思吗？”我问。
“不是”，梓宇说：“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一张悔过书，第六处就好签办，也许问题就能解决。”
“毫无用处。”我说：“我应该出牢，不写悔过书，也可以出去；要是出不去，写张悔过书，也没有用。况且，我根本无过，有甚么可悔？我宁愿死在牢里，也不会给他们写悔过书的。”
周端甫兄做第六处处长，可能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这是一上很欠考虑、饮鸩止渴的办法，并不高明。梓宇弟走后，牢友们纷纷责备我固执，只要恢复自由，写张悔过书，又有甚么关系。他们不知道，我就是为了主张公道、维持正义，才坐了牢。现在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自由不自由在我已不重要。为保持我的人格、保持我一向做人的态度，绝不向邪恶低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是他们却无法屈辱我的人格、动摇我的意志。
过了不久，隐隐约约听说毛人凤先生到美国挨刀去了。又过不久，听说毛人凤先生死了。他干了九年保密局局长，我坐了九年牢，现在他死了，有人给我道贺，以为我可以自由了。其实言之过早，毛人凤先生虽然死了，副局长潘其武还没有死。毛潘对我有同样作用，我不做非分之想，出牢不出牢，在我已无所谓了。
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张炳华（炎元）先生做了局长，我应该自由了，可是他并不采取行动。一直拖延了将近三个月。听说郑介民先生一再催促，才把我释放。
开牢的为打发我这个囚犯出牢，所长姜达绪和全体看守请我吃了一顿饭，算是送行。各牢房的难友们也要为我送行，分别到各牢房吃了一餐饭，也向坐过多年的牢房告别。这次出牢，气派十足，得未曾有。
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第六处处长周端甫兄亲自来桃园，接我出牢。我的行装已非昔比，因为我已拥有一部二十五史。我和每一间牢房的牢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才走出桃园监牢。从三十九年来这里，将近七年了。
监牢外面停着一辆旅行车，梓宇弟坐在车上等候着。当四只噙满眼泪的眼睛接触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不知是一种甚么滋味。
李培楠弟在永和镇有一栋小洋房，作为我的临时住所。许多同乡同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我，显得格外热闹。武官富在小南门有间理发店，请一位理发师来，给我理了发。从不自由的境界突然睚由，在意念上、在行动上，都有些不习惯，不知所措。
我坐了九年牢，没有流过眼泪，以为已经涸竭了。想不到，出牢以后，看见朋友们，眼泪直想往外流，怎样忍耐也控制不住，情感脆弱到一碰就会粉碎，刘培初兄住在安乐路，距离比较近，几乎每天见面。他对我出牢，极其高兴，陪我看朋友，参加宴会。出牢两个月，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吃饭，培初兄说：“你好像是新官上任，哪里象刚从牢里出来的。”
四月二十四日参加圆山太原五百完人八周年公祭，没有人淌眼泪，我却流泪了。我和梁化之兄相交不久，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难的壮烈、死难的从容，无与伦比，他将流芳万古。
四月二十六日情报局张炎元局长在芝山岩情报局大礼堂请我吃饭，由箫信如、刘培初、李仲琳、吴毅安诸兄作陪。信如兄听到我快出牢的消息，托绥远阎致远先生向仲琳兄探险听正确的时间。所以，出牢的第二天，就在临沂街仲琳兄寓所见面，送我两千元新台币，那时的两千元，比现在的十万元也管用，席间张局长说：“大陆上的家恐怕无法联系了，赶快讨位太太，否则生活无法安定。”
二十七日吴安之兄约我在他家里吃饭，有白世维、傅有权几位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