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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五省总理的熊文灿其实也是一个庸人，并没有什么高招可以制服流动于河南、湖广的张献忠，只能乞求于招抚。
崇祯十年（1636）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遭到总兵左良玉的袭击而受伤，幸亏他的部将、绰号“一堵墙”的孙可望奋力抵挡，才突出重围。十二月，熊文灿派人前往劝降，八大王张献忠和闯塌天刘国能表示了降意。正在前线监军的太监刘元斌立即向朝廷报告：张献忠求抚。杨嗣昌考虑到张献忠最为骁勇善战，唯恐其中有诈，主张命令他袭击李自成、老回回作为考验，否则就予以剿杀。皇帝以为不妥，驳斥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于是发出了“剿抚并用”的指示，事实上默认了熊文灿大胆招抚。
张献忠摸透了熊文灿急于通过招抚立功的心理，将计就计，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当时他驻扎在谷城县城，获悉当年曾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在军营中，就派人带了重礼去求见，对他说：张献忠当年蒙恩公相救，未及报答大恩。今天再次相遇，实乃天意，愿意率部投降，在马前鞍下效力。陈洪范早就想建立奇功，一听此话，大喜过望，马上在熊文灿面前斡旋。随后张献忠派孙可望带了稀世珍宝碧玉珍珠之类，经过陈洪范的介绍，送到了熊文灿手里，当面请求投降。
熊文灿自从出任五省总理之日起，就决计招降张献忠，如今人家上门请降，并收了重贿，岂有不接受之理！
与此同时，闯塌天刘国能也在随州请降。据说他是奉母亲之命，颇有悔罪之意，在请降时叩头说：愚民陷于不义，承蒙长官给予洗刷更生的机会，愿意率领部下投诚，在麾下尽死力。
张献忠与刘国能不一样，他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不肯俯首交出兵权，流露出明显的诈降迹象。急于立功的熊文灿利令智昏，竟然把他当作另一个刘国能。在谷城举行受降仪式时，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旃与总兵左良玉密谋，待张献忠一到立即逮捕，遭到熊文灿的极力反对。熊文灿只要投降这一形式，至于投降以后如何安排可以不予计较。张献忠把部队分散驻扎在谷城四郊，熊文灿只发给他二万人的军饷，其余必须遣散。张献忠拒不接受，一定要发十万人军饷，并且表示愿意保卫郧阳、襄阳、荆州三府的疆土。熊文灿深信不疑，立即发给十万人六个月的军饷。
张献忠、刘国能的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部农民军陆续投降，湖广、河南的心腹之患一下子得以平息。
与此同时，五省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廷在陕西全力围剿李自成、过天星等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农民军接连受到挫折，几乎近于瓦解。
崇祯十一年（1637）六月，李自成为了摆脱重压，与残存的六队、祁总管等部合计三千人马，由阳平关、白水江逃往四川。洪承畴命令陕西军队追击，四川军队堵截，经过几次激战，祁总管投降，六队损失殆尽，李自成仅一千人马出川，进入汉中的深山密林。李自成不甘心失败，走出深山密林，企图进入河南，与尚未投降的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等部会合，因此必须从潼关突围。
洪承畴获悉这一动向，命令孙传廷在潼关南原布置埋伏，不让一人一马得以逃脱；又派曹变蛟从后面追赶。李自成边战边退，在潼关南原遭遇埋伏，阵脚大乱，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策马逃往商洛山中。
至此，所谓“十年不结之局”，是否真的可以了结了呢？
“盐梅上将”督师中原（1）
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正当杨嗣昌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时，皇帝还在为“虏”与“寇”——外患与内忧而困扰。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三日，他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这一问题出谋划策。他的担忧概括为八个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对策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旁征博引，以古喻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历史典故，其一是东汉初年，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光武帝力排众议，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匈奴单于的议和请求，实现了北方边境的安宁。其二是，北宋初年出师北伐，征讨北汉、契丹，由于国力不济，连遭败绩，宰相张齐贤向皇帝建议：万全之策是分清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先本而后末，安内方可攘外。这种言论虽然隐晦，但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主张与清朝（崇祯九年〔1636〕后金改国号为大清）议和，争取时间全力从事“安内”。
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宋朝对辽、金的妥协遭到后人无穷的唾骂，明朝君臣对于向后金和大清议和，一直讳莫如深。其实，议和并非杨嗣昌的创见，自从朱由检即位以来，明朝与后金（清）的议和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宁远总兵祖大寿、蓟辽督师袁崇焕、宣府巡抚沈启时都有过类似的接触，杨嗣昌只不过想把这类接触转化为实际成果而已。目的很明显，向清朝方面施放和平谈判的气球，缓和边境压力，以便集中力量平定内乱。
在他的授意之下，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太监高起潜派出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朝方面试探口风，受到清朝方面的礼遇。皇太极表示，如果确实能够议和，他愿意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报告，向皇帝汇报：既然对方有意议和，不妨请他们在宁远谈判，这样就不至于每年都有京师畿辅的岌岌之危，可以腾出手来平定“流寇”。因此请求皇帝准许方一藻、高起潜在谈判中可以“便宜从事”，得到了朱由检的默许。
使者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写给总督太监高起潜的一封信，信中说：同意和谈，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夏秋必有举动”——意思是兵戎相见。方一藻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函中，极力主张“和议消祸”。杨嗣昌随后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信息，强调指出：当年五省总理卢象升在中原战场已有胜算，由于边防紧急而撤至长城沿线，遗憾至今。假如有人用计谋使满洲铁骑三年不来，那么中原内乱早已平定了。他的意思是，用议和争取东北边疆三年没有战事，集中精力平定内乱。
朱由检以为不无道理，但是碍于皇帝身份，不能明确表态，只是含蓄地命令方一藻、高起潜“细酌”——细细斟酌，相机行事。杨嗣昌以为如此大事，仅仅“细酌”二字不足以压服舆论，一定要皇帝“圣鉴允行”——明确表示同意，边防大臣才敢于放手进行。到了六月，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和谈，方一藻建议朝廷援引隆庆年间“俺答封贡”的模式，与对方谈判。
朝廷大臣获悉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是杨嗣昌，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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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既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七月初五日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要杨嗣昌与黄道周当场辩论。黄道周一开口就大谈天理人欲，朱由检立即打断他的话，批评他接连上了三道奏疏，动机不纯。因为此次会推内阁大臣名单时，原本有黄道周，他考虑到黄道周学问虽好，但性情偏执，没有任用。黄道周解释，他上疏是支持南京御史林兰友与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弹劾杨嗣昌的和议主张，指责他忠孝两亏。然后与杨嗣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朱由检看不惯黄道周的傲慢语气，表面上大谈伦理纲常，实际上是肆意泼骂。稍事休息后，朱由检为会议做了总结。他先是自我检讨，承认自己不能处理内外交困的局势，不能激发大臣公忠为国之心。话头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大臣们，专心于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提拔一位大臣，马上百般诋毁。随即，他作出决定：黄道周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都给予降职处分。他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杨嗣昌，但是始终没有对和议明确表态。
皇帝既然没有对和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不敢自作主张，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和议尝试就此不了了之。
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和蒙古联军，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直逼北京。不久，京师戒严，朝廷下令征调正在平定内乱的洪承畴、孙传廷保卫北京。
看得出来，朱由检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调往宣府大同，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洪承畴、孙传廷调往长城沿线，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宣告不攻自破。当时杨嗣昌曾经向皇帝建议，洪、孙二人之中应该留一人继续平定内乱，他拒不接受。这实在令人费解，他一向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为何这次一反常态？只有一种解释：作为一国之君，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攘外重于安内。假如他能够果断地决定与清朝议和，那么以后的形势发展也许不至于如此难以收拾。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合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朝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京师；同时特赐卢象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