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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挖空心思的“丢车保帅”策略!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识破他的拙劣伎俩,当然瞒不过朱由检的眼睛。不过,他佯装不知,连“车”也不让他“丢”,下达谕旨,谴责杨维垣毫无根据地轻率诋毁崔呈秀,但是考虑到朕刚刚登极,理应“优容言路”,对杨维垣不加追究。
杨维垣一看皇帝没有对他追究,五天以后,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基调依然是“丢车保帅”。不过这次的重点是美化魏忠贤,言辞非常肉麻而且不合逻辑。他说:不知道情况的人以为崔呈秀是有功于魏忠贤的第一号人物,其实是一个名教的罪魁祸首。崔呈秀对于魏忠贤不但毫无益处,反而受他的连累。两人截然不同,魏忠贤“公”,而崔呈秀“私”;魏忠贤“不爱钱”,而崔呈秀“贪”;魏忠贤知道“为国为民”,而崔呈秀只知道“恃权纳贿”。一派奇谈怪论!
面对这种情况,朱由检将计就计,作出决断,既然“阉党”要“丢车保帅”,既然崔呈秀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对他加以惩处,无疑是斩断魏忠贤左右手的第一步,于是顺水推舟地下达谕旨:令崔呈秀“静听处分”。经过两天周密思考,作出惩处“阉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免去崔呈秀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项重要职务。
魏忠贤手下掌握军事权与监察权的亲信一旦罢官,使得正直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决心铲除“阉党”的方针已经初露端倪。这引发了政坛上强烈的震动,于是乎,揭发魏忠贤罪状的高潮随即到来。
“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
首先弹劾魏忠贤的是工部主事陆澄源,他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主要罪状:
——魏忠贤得到的恩宠超过了开国元勋,他的亲信布满了各个部门,京都衙门充斥他的干儿义子;
——先帝在谕旨中常常归功于“厂臣”,魏忠贤居然安之若素,大臣的奏疏都不敢书写他的名字,败坏了“君前臣名”的礼制;
——对他顶礼膜拜的生祠遍布海内,把他推崇为周公、孔子一类的圣贤。
这些话虽然不算尖锐,但句句打中要害。这可以算作崇祯时期对魏忠贤及其“阉党”的第一次公开讨伐。皇帝的表态仍旧十分谨慎,不但没有谴责魏忠贤,反而谴责陆澄源“言之不当”,原本应该予以惩罚,考虑到他是新进小臣,姑且不予追究。这是为什么呢?朱由检在等待政治气温的逐步加热。
多年之后,“阉党”早已灰飞烟灭,陆澄源的这一举动,被舆论界称为崇祯初年向魏忠贤开的第一炮,海内人士都想望他的风采。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有陆澄源的小传,从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狂士,他反对“阉党”,却不愿依附于“东林”。在他看来,一名官员如果依附朋党,弹劾有失公平,虽然是“东林”中人,也可以叫做小人,不应该把杨涟、左光斗作为护身符;如果特立独行,恪守职责,虽然不是“东林”,也不失为君子,不应该把魏忠贤、崔呈秀作为陷阱。他的这种性格,使他仕途坎坷,罢官以后,放浪山水之间,以诗酒自娱,朱彝尊称为“狂狷之流”。
在陆澄源上疏之后两天,兵部主事钱元悫也弹劾魏忠贤,直截了当地指出:崔呈秀之所以贪赃枉法而肆无忌惮,原因就在于有魏忠贤这个靠山;如今崔呈秀虽已离去,而魏忠贤还在,这叫做“根株未净”。他在奏疏中,把这个目不识丁的野心家,归入历史上的奸臣赵高、王莽、董卓的行列。钱元悫确实敢于讲话,不仅抨击魏忠贤,而且批评皇帝,对皇帝迟迟不惩处魏忠贤表示不满。外廷议论,皇帝是顾虑先帝的“付托之恩”,恐怕“割股伤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先帝临终前,曾经交代,必须善待皇后、重用魏忠贤;为了不辜负“付托之恩”,迟迟不对魏忠贤下手。这显然是一种激将法,意欲刺激皇帝从速惩处元凶。但是,朱由检并没有被激怒,依然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天以后,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继续弹劾魏忠贤,用五个排句列举他的罪状:
——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
——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
——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
——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
——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
罪状如此严重,居然仍然稳坐泰山,位高权重,岂非咄咄怪事!但是,皇帝还是没有表态。魏忠贤忐忑不安的心情似乎有所平复,错误估计形势,以为皇帝果真念及先帝的“付托”,不敢对他下手,居然到皇帝那里哭诉一番,意在近距离察言观色。皇帝一点也不动声色,察看不到什么异样。
隔了一天,国子监生(国立大学的学生)钱嘉征,上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通关节。当时的政治术语,现代人有点费解,直白地说来大意是这样:把皇帝当作傀儡、蔑视皇后、操纵兵权、无视明朝皇室列祖列宗、克扣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俸禄、不尊重古代圣贤、官爵赏赐大肆泛滥、把边将的战功据为己有、剥削民众、开后门通路子。
这个太学生的奏疏,写得十分深刻,行文纵横恣肆,鞭辟入里,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把钱嘉征的弹劾称为“豪杰之举”,是促使魏忠贤倒台的转折点。钱嘉征也确实有一点“豪杰”的风度,在上疏前慷慨激昂地说:虎狼要吃人,即使赤手空拳也应拼搏;朝廷上下没有人敢出来斗争,我这个草莽小民出来斗争,如果忠臣义士能够响应,死而无憾!朱彝尊认为,这是东汉、南宋太学生抨击朝政以来,难得一见的高风亮节。
皇帝看了这份奏疏后,击节赞赏,向魏忠贤摊牌的时机成熟了,当即宣布召见魏忠贤,命他倾听由太监朗读钱嘉征的奏疏。太监以尖细的嗓音念道:
——天无二日,而阿附诸臣凡有封章必先关白忠贤,至颂夸功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曰“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否?
——高皇帝垂训,中涓(宦官)不许干预国政。盖鉴前代之失,垂后来之戒……乃忠贤军国重事一手障天。立杖之马必叱,吠尧之犬必庸。荼毒缙绅,株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
每一句话都击中魏忠贤的要害,指责他不仅擅权乱政,而且一手障天,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老奸巨猾的魏忠贤惊惶失措,丧魂落魄,不知如何是好。从皇帝那里告辞出来,急忙去找他的密友——先前的信王府太监徐应元,因为他毕竟在皇帝身边侍候多年,希望他帮帮忙。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此时低声下气,与徐应元称兄道弟,拍马送礼。徐应元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赶快辞去东厂总督的职务,暂避锋芒。
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七日,魏忠贤向皇帝提出了“引疾辞爵”的辞呈,那意思是由于身体有病而辞去所有官爵。
朱由检这些天来对于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一再不表态,乃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策略,他要迫使忐忑不安的魏忠贤自己先表态。果然不出所料,魏忠贤自己提出“引疾辞爵”。这当然是他的以退为进的政治姿态,幻想皇帝也许会下旨挽留,还有回旋的余地。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政治谋略,朱由检毕竟不是朱由校,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皇帝圣旨很快下达,只有不痛不痒的一句话:“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既然是你自己主动提出辞职,我当然尊重你的意愿。这种顺水推舟的做法,天衣无缝,使得魏忠贤无话可说。
魏忠贤及其“阉党”经营多年,在京城盘根错节,继续让他留在京城势必后患无穷。朱由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十一月初一下达圣旨,勒令魏忠贤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粉碎他企图留在宫中徐图进取的幻想。
魏忠贤之死
魏忠贤的罪状是罄竹难书的,死有余辜,然而皇帝并没有处死他,难道是一种妥协吗?不是。那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出于无奈,考虑到先帝殡丧期间不宜开杀戒,而从宽发落的。为了表明这个大是大非,朱由检给政府发去一道敕文,明白无误地提出拨乱反正,要促成“维新之治”的决心。
第一,明确宣布,魏忠贤迫害的人士,一律平反昭雪,应该褒奖的立即褒奖,应该抚恤的立即抚恤,应该官复原职的立即官复原职,应该起用的立即起用;
第二,下令拆毁所有魏忠贤的生祠,折价变卖,充作边防军饷;
第三,用明白无误的词句宣布魏忠贤的滔天罪状,那就是:“逞私植党”、“怙恶作奸”、“盗弄国柄”、“擅作威福”、“窥攘名器”、“紊乱刑章”,以及盗窃祖宗蓄积的传国珍宝等。按照这些罪状,本当千刀万剐,念及先帝还未下葬,免除死刑,暂时安置于凤阳,但是必须抄家,全部财产充公,他的弟侄充军边疆。
这些政令,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判处了魏忠贤的死刑。
魏忠贤躲过一死,本该有所收敛,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这个政治暴发户在离开京城时,竟然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俨然昔日“九千九百岁”模样,前呼后拥的卫队、随从有一千人之多,他平日豢养的私家武士,身佩兵器,押着四十辆大车,呼啸而去。朱长祚在《玉镜新谭》中提到这一情节时说,魏忠贤给人的印象是,“意气扬扬,雄心未已”。
这种嚣张气焰激怒了朱由检,他立即向兵部发去一道紧急命令:逆恶魏忠贤,本当处死以平息民愤,姑且从轻发配凤阳。岂料他不思悔改,竟敢以私家武装随从护送,摆出一副叛乱的架势。命令锦衣卫当即派官兵前去逮捕,所有随从一律拘押,不得纵容!
且说魏忠贤一行经由良乡、涿州、新城、任丘、河间、献县,在十一月初六抵达阜城县南关,在旅馆中过夜。这时他已经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