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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这年夏天，红25军团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进发。邓宝珊授意驻会宁、庄浪、隆德等县的新11旅，撤回县城，任由红军从城外绕过。其中仅驻隆德的一个骑兵连，与红军一经接触，就撤回了城内。同年9月，中央红军由岷县进入甘肃中部，红军突破固原——平
凉一线封锁，从环县、华池进入陕北。这次，邓宝珊所在的新1军防区也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
1936年夏，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入甘，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要邓宝珊亲到定西督师，以其新1军的两个旅在定西、靖远、会宁一线堵截红军。当时，新10旅第1团住在马营镇，华家岭的骑兵连，一见红军就撤退，中途曾与红军遭遇，接火即撤。后来该团全部撤回定西城。在会宁会师的红军，曾派出侧翼掩护部队，攻占了定西东山一带部分阵地。新10旅第1团3营营长李彦和轻举妄动，自己率部出击，被红军击退。第二天，邓宝珊由兰州抵定西，下令固守阵地，不准出击。红军方面并不打算进攻定西，双方互不相犯。红军完成侧翼掩护任务后便撤走了。
新10旅第2团随旅部驻靖远，集结于县城内。9月上旬红军到达岷县后，该团团长王五田奉朱绍良指令，率领第2营进驻城南七十里的红堡子，以便与驻会宁西区的新11旅互为策应。10月11日，红军徐向前部突然北进，王五田立即撤退，黄昏时与红军遭遇。红军放出信号弹，该团官兵慌忙溃逃，王五田与营长李万福也随队逃走。王在乡里隐藏十余天，未敢回城。李万福逃回靖远城内，旅长李贵清下令紧闭城门。直至红军过了黄河七天后，李贵清方知红军巳去，并向朱绍良虚报战绩说：“曾与过境红军，作了殊死战斗。”
10月2日晨，新11旅驻会宁城有两个连，被红军先头部队缴了械，然后以军乐鼓号把两个连长礼送出城。朱绍良闻讯大怒，电令该旅旅长刘宝堂“立即收复会宁，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刘被迫集结该旅驻定西以东的部队，反攻会宁。到达城下时，正值中午12时，第一团中校团附张锡轩，站在高地上观察城内情况，立刻被城上红军击毙。该团遂围城准备夜间攻击，突然接到朱绍良的命令，称红军将会师会宁，大军云集，该部立即撤退，于拂晓前退守定西清凉山。这一行动实际上是邓宝珊通过朱绍良后实现的。原来，上年红25军团过境时，新11旅未主动出击，朱绍良深为饮恨，这次决定让它与红军拼一下，胜了自己可以邀功，败了也乘机牺牲这个旅，削弱邓的实力。邓宝珊闻讯，赶去对朱说：“共军此次由南、北两面会集会宁，兵势之强胜于往昔，我们和他们打起来，将是一场恶战，牺牲一个旅有什么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朱一看邓宝珊出面，如若再要坚持，怕被邓宝珊看穿其阴谋，于是勉强下了撤退令。这支队伍走到西巩驿时，又接到飞机以沙袋投下的字条说：“附近山头，已被红军占领，希立即撤出。”
该旅便在飞机掩护下撤下山，退到定西东山。同年10月上旬，红军分别向陕北、靖远进发。新11旅奉命尾追，实际上并无接触。一部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率领，尾随红军到靖远，眼看着红军渡河而去，一部由旅长刘宝堂率领，跟在红军之后到达陕甘边境，便返防静宁一带了。
邓宝珊住进了延安的骡马店
革命战争年代，在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到过延安的人并不多，而到过三次以上的更是寥若晨星，张治中将军“三到延安”曾被传为佳话。殊不知，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还有一位多次到延安的人，他就是邓宝珊将军。
在1939年4月，邓宝珊赴武功参加胡宗南召集的军事会议，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延安。当时、延、榆之间的边境交通要隘，双方都未派兵驻守和盘查出入行旅，到处通行无阻。故邓
宝珊赴会时车过延安，并未被发现。
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得讯，中共领导人深以为憾，当即给新一军留兰办事处打去电报，请转告邓表表示歉意：“邓总司令过延，未蒙通知，不曾接待，希大谅！”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叮嘱有关部门，注意邓宝珊返途中经过延安的车辆。5月，邓宝珊返榆林路过延安。这次，仍然未通知边区政府，一天傍晚到后，邓与随行人员住进了一家骡马大店里。延安市公安局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中共中央交际处负责人金城。金城不敢相信邓宝珊会住车马店，再三问报告的人消息是否确实，回答说确实无误，是他们查询客店过往客人时发现的。金城这才急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请示。
毛泽东指示，一定要给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金城即向交际处作了布置，然后来到邓宝珊住的骡马店，请邓宝珊一行到延安看看。按计划邓宝珊一行次日早晨就要登程，于是婉言谢绝了中共的美意。
第二天清早，金城又来到骡马店，要求面见邓宝珊，转达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挽留之意。金城和其副官于浚都谈话时，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他十分和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金城表示：“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你能在延安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主人的盛情挽留，使邓宝珊不便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金城返回后，毛泽东、肖劲光就来了。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吃午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席间毛泽东表示：“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和邓宝珊都以健谈闻名，话一投机，自然谈得很久。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所感动，欣然接受挽留，决定在延安多住几天。毛泽东请他到处走走，参观指导。
这次，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周。其间，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晤谈。老朋友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时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特来拜会父辈，由于杨虎城已身陷囹圄，邓宝珊对他倍加爱护和关心。在延安，还有邓宝珊的一个女儿邓友梅，这时她却不愿来见自己的父亲。邓友梅是邓宝珊的二女儿，原在三原女中读书，在校时已加入了民先队，一年前，她通过中共三原联络站的介绍，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现在她怕父亲责备她，所以不来见父亲。
后来，在同学们的劝说下，她来看父亲，却准备了怎样和父亲辩论的腹稿。然而，见面之下，父亲不仅没有责备女儿，在询问了学习、生活情况后，还鼓励她努力上进，女儿高高兴兴地告别父亲回学校去了。
邓幼梅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肺病严重回榆林休养，不久便去世了。临死前对他父亲邓宝珊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
邓宝珊这次延安之行，初识了毛泽东，对其后半生所走的道路起了积极作用。此后，邓宝珊每次去西安、重庆开会，途径延安都要逗留数天乃至旬日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延安方面也总是对他礼遇有加，交际处除照应邓一行的生活外，还安排他参观、看戏。邓宝珊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同志在不断交往中增进了友谊。毛泽东和邓宝珊的信使往还频繁。互相之间为了表达敬意，有时而互赠礼品。毛泽东送给邓宝珊的礼品有书刊、延安制的皮卡衣等，邓宝珊送毛泽东的多是炮台牌，三五牌香烟。
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
1943年5月，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从榆林出发前，重庆方面电示邓宝珊绕道宁夏来榆。邓宝珊看电报后给亲信人员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线。”
17日，邓宝珊一行到延安，延安方面派队伍在郊外列队欢迎，然后下榻交际处。
毛泽东当天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出席欢迎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邓宝珊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们军民搞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所致。邓先生的身体也好得多了！”邓很坦率地说：“这是我戒了大烟的结果。”宾主笑而入座。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致欢迎词后开始演出节目，有《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邓宝珊看得很高兴，不时鼓掌。此后两天，朱德、贺龙又分别宴请邓宝珊。朱德给邓讲了他在云南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的情况，叙述十分详细，邓听得很入神。朱德还询问了当时陕西的情况，邓作了回答。贺龙口叼烟斗给邓宝珊讲了红军长征中的西川风物，令听者生豪情激荡、气壮山河之感。邓注意到贺龙不吸香烟，后来曾送给贺一些上好的烟草和一只别致的烟斗。
第四天，毛泽东又亲自在交际处宴请邓宝珊表示送行之意。宴会前后，大家围坐院内纳凉，漫谈颇久。毛泽东谈话出语幽默，态度平易近人，引得满座春风。他的湖南乡音，使听者特别增加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