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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为无定。”
8月16日，当北京城内外的枪炮声基本停歇之后，市民们便继续等待着北京城再次陷入混乱的时刻。经多见广使他们肯定这座城市“还得乱几天”。当晚关于太后和皇上“西狩”的消息就传了出来，然后就是哪个衙门哪个王爷的轿子也“出了彰义门”之类的传闻。有年轻人爬上屋顶看，果然看见城里数处又起火了。把起火的方向和大致位置向老人报告，老人眯着眼说：“我说什么来着？跟咸丰年一样，洋人围了王府了！”
那些以“保护使馆”为借口打入这个富庶的帝国都城的联军首先扑向了各座王府：帝国的王公大臣们不但是“应该无情惩罚的祸首”，而且他们的王府是囤积帝国金银财宝的最大的仓库。
帝国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有充分的估计。这些过着世界上最奢侈生活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家眷们，除了在养尊处优、傲慢排尝享受美食、声色犬马、贪污受贿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之外，他们还有在巨大动乱到来的时刻清醒地估算自身处境的敏感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与生俱来地流动在王公贵族们的血统之中，他们在平安年代里骇人听闻的骄奢挥霍和在危机时刻毫不犹豫的弃国逃亡都出自于他们的这种贵族本能。他们的命运也因其在临危之时表现出的惊人的果断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人生警示。
而在最后一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逃亡的那些贵族们，在联军闯进大门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开始了竞赛似的集体自杀——这种同样果决迅速的集体仪式，曾在元军突入大宋的时刻、清军突入长江沿岸的时刻、太平军突入沿海城市的时刻多次在帝国的历史中出现过。千百年来这种仪式混杂在多种道德评判的名称下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中极其罕见的悲伤景象。
那个狂热歌颂义和团“法术”的大学士徐桐，八十多岁的他已经没有力气跟随太后逃亡了。于是，他准备死。他对他的长子说，他是帝国的“首辅之尊”，遭遇如此国难，“必该殉国”。这个准备一死的老贵族在房梁上系了两条绳子——他决定和他的第三个儿子一起死。他的三儿子就是现任刑部侍郎，斩杀袁昶等反战大臣的监斩官徐承煜。帝国的大学士认为，只有当官的儿子才有资格与他一起殉国。父子俩人同时登上了板凳，同时把绳索套在了脖子上，然后大学士看着他的儿子，他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但是，他发现他的“老三”正在看着他呢，眼神分明是希望父亲先死。两个人僵持了好一会儿，徐承煜突然把头钻出绳索，跪下来，哭道：“儿子先死，无法为父亲尽孝，请允许为父亲殓葬之后儿再死！儿子一定死！儿子不敢偷生！”大学士徐桐“欣慰”地一笑，叹了一口气，流出两行老泪，对长子说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你无官，可归隐老家。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他脚一蹬。板凳倒了，帝国的大学士死了。徐承煜立即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然后趁家人没注意，跑了。没过多久，他在城外被日本军队捕获，关押了一阵后被当做“罪犯”之一砍杀于菜市口。杀他的时候有洋人“监斩”，并且举着照相机在他身首分离的瞬间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成为大清帝国那段悲惨岁月的清晰见证。据说徐承煜跑后曾经偷偷回家过一次，发现全家妻妻妾妾男女老幼随从仆人共16人，全部悬梁于厅堂内，那情景几乎令他精神错乱。
北京城破之日，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还有：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
宗室侍读宝丰，“追两宫未果”，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
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
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
护军参领续林先用刀杀了妻子儿女，然后自杀。
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的最后时刻，插紧大门，率领全家妻妾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堆起柴草，阖家自焚。没有被烧死的人爬到井边投井。
吉林将军延茂多日在安定门城墙上指挥阻击战斗，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弟媳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
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寿富体胖，悬绳崩断，其弟帮助他整理绳子，又为两个妹妹和一个侍女“从容理环，后乃自缢。”
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在洋兵破城之时，迅速回家，前者和老母等家人一起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
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的人数最多，达31人。
在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刻依旧能够用文字记载下当时帝国凄惨而恐怖的情形的贵族，是景善。无论中外，研究中华帝国庚子事件的学者无不把《景善日记》当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景善这个老贵族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令后人惊讶。他不但对帝国那段混乱日子的每一天都有详尽的记录，而且最后的一篇日记竟然记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00年8月15日——那一天北京城陷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逃。在这一天的《景善日记》里，记有内务大臣文年告之太后出逃的消息，记有儿子告之大学士徐桐自杀的消息，记有家人“吞烟而死”时他阻止不了但自己并“无此拙见”等内容。景善甚至还拖着年迈之躯把自己家银子埋藏了起来，他坚信那些洋人“必不知予藏金之所在”。这篇日记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时年77岁的景善，其父桂顺在道光年间曾为都统，其家与叶赫那拉家族有亲谊关系。他本人做过翰林学士和内务府大臣。由于他的显赫出身和他当过帝国最有油水的内务府大员，因此他必定积存有令他舍不得死的大量银子。然而，当他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饿着肚子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两小时之后，他被他的儿子连拉带拽地弄到了自家的水井边。景善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恩铭就是慈禧逃到颐和园时出来接驾的那官员，恩铭跟随慈禧逃亡了。二儿子从联军攻城时起就没回过家，毫无音信，生死不知。大儿子恩珠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平时父子总是因为儿子不断地向父亲要钱而发生口角。恩珠还是一名狂热的义和团团员。当全家人都自杀之后，恩珠回来了，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他还是没能从父亲口中得知银子藏在哪里。于是他觉得有必要“帮助”老父亲“殉国”。年迈的老父亲仅仅挣扎了几下，便被他的儿子塞到井里去了。
景善巨大的府邸立即遭到联军的彻底洗劫，一名英军士兵在寻找财物时在废墟中发现了几册日记，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这名英军士兵把日记收藏了起来，并且带回了英国——现在的中国人读到的《景善日记》，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
重新跑上街头的恩珠很快就被联军抓住处死，原因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义和团使用的武器”。一个显赫了二百年的帝国贵族之家就这样从物质到精神即刻消失得痕迹全无了。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三十多户。王公贵族之家大都人口茂盛，于是自杀总人数近两千人。
一些贵族是在联军砸开府邸大门的最后一刻采取自杀行动的，于是必须在时间上和联军争分夺秒。跟随联军进入京城的英国记者米德尔目睹了这样一幕：他正在紫禁城东北角楼外一座“庄严的住宅”门口休息，突然闻到了一股尸体的臭味。他向气味散发的方向寻找，进入了这座住宅的大门。院子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旁有一些断剑和衣服的碎片——“一切迹象表明，这座院落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交手战。”进入到院子后面的房屋里，他看见了更悲惨的情形：一条狭道尽头吊着六具尸体，是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个个伸舌瞪眼，惨不忍睹。这个英国记者最后的判断是：前院烧焦的那个人为了保卫全家免遭毒手，曾与入侵者进行了疯狂的拼杀，而正是由于他的抵抗，全家才有了自杀身亡的时间。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自杀的王公贵族所遭遇的苦难足以说明这个帝国的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会纷纷在城破之际全家自杀。
户部尚书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道光、咸丰两朝大学士赛尚阿之子。这是一个在帝国历史上很不一般的贵族，他最大的不一般是，1864年，这个“熟谙军务”的满族贵族世家子弟在步军统领衙门做小官吏的时候，把大量的时间没有用到和其他贵族子弟一起“风流倜傥”上，而是在日夜苦读，竟然于当年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名次竟然是第一甲第一名，从而制造了一个全国百姓争相议论、皇室宫廷紧急开会的巨大轰动事件。在这个要想步入仕途必须经过科举的帝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帝国政府从不鼓励满族和蒙古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身为满、蒙的帝国统治阶层出于“以武立国”的思维定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因为沉溺于“汉家经典”而荒废了用以巩固政权的习武传统。所以，为了让其安心练习武功而不必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操心，所有的满、蒙血统子弟从一生下来起就天生“领有钱粮”。另外，帝国科举考试选拔汉族文官，就是为了给对满、蒙统治有逆反心理的汉人以“获取前途”的机会，从而让为官取仕的他们降服更多的汉人之心。帝国历朝的皇帝从不主张满、蒙子弟去与汉人争夺本来就不多的科举名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满、蒙贵族子弟别说深刻地掌握汉家经典，有的连汉语都不怎么会说，与其在考场上丢人，还不如明确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