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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22日，以盛宣怀为首的一群帝国官僚买办集合在了盛宣怀家的客厅里，第一次开始正式策划“东南互保”章程。应该说这样的策划如果发生在北京，肯定立即会被步军包围，盛宣怀们将被押往刑部大牢。但是这是在帝国的南方。如果从英国的舰炮打开帝国大门的1840年算起，帝国南方的对外开放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虽然此时帝国的北方似乎状况依旧，“谋反”的康有为们最后还是要血溅长街；但在帝国的南方，却可以从容地开会讨论如何对抗朝廷。史书记载当时对帝国整个东南部命运具有决定性权力“三巨头”，即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其中有两人派来了私人代表，他们是能够代表李鸿章的盛宣怀和能够代表刘坤一的张謇。
张謇曾是帝国的科举状元，同时也是帝国历史上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的第一人。他做官时曾被朝廷称之为大清的忠臣，下海后他又成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开拓者”。他的亦官亦商的社会活动一直延续到帝国倒台后的民国时期，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实业总长。
这是一个因内心极其复杂致使其政治立场反复多变的人，他的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典型体现。张謇出生在南通一个小地主家庭，自小苦读，有“神童”之称。他的理想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先是金榜题名，然后飞黄腾达，耀祖光宗。考中举人之后，数次赴京会考均落选，直到1894年甲午科才如愿以偿，殿试夺魁。“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疆土，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张状元的面前原该是一片锦绣前程。但命运偏偏和他作对，他拜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皇帝的老帝、军机大臣翁同龢。学生附和老师的政治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张謇中状元的那年正是甲午战争之年，翁同龢是激进主战的“清流党”领袖，而其政治对手是坚决主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张謇义无反顾地站在老师一边，对李鸿章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写的奏折铿锵有力，情绪激愤，其中以《请罪李鸿章公折》和《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两折影响最大。时至帝国战败，举国悲愤，李鸿章被咒骂成大清帝国的“卖国贼”，张謇的奏折一时成为流传全国的著名文章。但是，在紧接着的“戊戌变法”中，他的老师翁同龢突然被革职了，这个政治现实对张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曾经把有朝一日能够在仕途上达到和“帝王之师”、权势盖天的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一样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可令他震惊的是，他亲眼看到翁同龢被革职以后生活竟然贫困到只有依靠典当衣物、出卖字画才能维持，这让他对官场风云的凶险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经过痛苦激烈的思考之后，这个帝国举国闻名状元做出了一个惊世之举：“下海”经商。
也许张謇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东西不是头衔而是银子。
他投靠在管辖他家乡地域的最高官员刘坤一的名下，开始了他创办纺织业的历程。
帝国的科举，状元一次只有一个；帝国历史上十年苦读，名登金榜的人历历可数。张状元丢下高官不做，把自己纳入“士农工商”的“末流”中去，这在当时的中华帝国里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张謇经商办企业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他还是成功了。他在家乡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并且很快开始赢利。接着，他又创办了纱厂和“垦牧公司”等企业。但是，南通的纱厂和公司刚刚开始正常运转，义和团运动兴起了，在这种时刻，他情绪的冲动是可想而知的。他所能顾及到的仅仅是：这个帝国和他都需要安定而不要暴乱。谁要是挑起事端砸了他的生意谁就是他的敌人。一句话，他要不惜一切保卫自己的利益。
张謇坐在盛宣怀的客厅里慷慨激昂是有充分理由的。
张謇为了游说南方各省官员已经奔波了好几天。他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肯。是否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对“东南互保”的成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这个三朝老臣的权势占据着帝国最富足的地盘，他在朝廷的眼里是一位国宝级的封疆大臣。史家大都对这个靠曾国藩的湘系起家，集文人、官吏、军人等多种身份为一身的人物多有赞美之辞，说他“孤高自清”甚至“无私无畏”，是“帝国惟一有气节和道德勇气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如果对帝国浑浊的官场有充分的了解，这些赞誉也不算过分。刘坤一的官宦生涯很长，但仅仅从他对戊戌以后的朝廷内部复杂的争权夺利所持的立场上看，他不愧是一个有主见和有胆量的人。“戊戌变法”期间，即使是在光绪皇帝明确成为变法的领袖，而慈禧太后还没有表示反对变法的时候，刘坤一的奏折就到达了朝廷。他坚决反对康有为们的变法，称康有为们有借变法之名企图篡夺朝政的政治野心。刘坤一的这一“犯上”举动立刻引起朝野一片大哗：一是因为在大多数官员附和皇帝高喊“变法”的时候，这个老家伙简直是在往“枪口”上撞呢；二是刘坤一在朝在野影响力都颇大，在帝国的南方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势，换句话说，他这位封疆大臣连谋反的势力都有。不知道慈禧看到这样的奏折有什么感想，但正在“变法”兴头上的光绪皇帝自此对刘坤一恨之入骨。皇帝痛斥他的数封上谕迅速传遍全国，使人人都觉得这个老臣的仕途甚至老命有突然完结的可能。但是，没过两个月，变法流产了，皇帝还没来得及给刘坤一以“应有的惩罚”，自己反倒被囚禁起来，慈禧重新执掌了大清的政权。这时人们突然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刘大人押宝押对了，只等着看太后怎样重赏他了。但是满朝举国又猜错了。很快有消息传来，刘坤一又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折的内容又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坚决反对废除光绪帝：“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刘坤一明确表示：皇帝想变革没有错，臣反对的是康有为们的激进做法。现在绝不能废除皇帝，因为皇帝地位的稳定是国家安定局面的象征。刘坤一奏折中的一句话至今依旧反复为史家们引用：“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句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作为臣他只承认光绪是自己的皇帝，其他人都不符合“君臣的名分”。作为大清帝国历经三朝的老臣，刘坤一对慈禧酷爱掌权的性格比谁都清楚，可他就是能毫无顾忌地不给慈禧面子。要是换一个人说出这种话肯定是要掉脑袋的。慈禧看见奏折后的恼火可想而知，但她终于还是迫于另外两个南方大臣的压力没有对刘坤一动手。那两个南方大臣是：刚到广州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坐镇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注意这个名单，帝国南方的官员和朝廷唱反调是有历史的，但在关键而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出奇的一致。另外，慈禧为了帝国政权的稳定也需要刘坤一这样的大臣支持——“其坚毅之操，老练之识，不愧古大臣风度，夙为太后之所倚信。”（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即使是最阴险的慈禧也明白坐天下最终还是要依靠正直刚毅的大臣。
当张謇为“东南互保”一事征求刘坤一的意见时，刘坤一犹豫了一下。他身边正出着乱子：他的一个下属，江苏提督杨金龙，刚毅的心腹，接到刚毅从京城传来的“杀洋人”的命令后，立即开始行动，但很快行动就被刘坤一知道了。刘坤一派人警告杨金龙：绝对不能杀害一个洋人。如果在这块地盘上发生洋人被杀的事件，就要把杨金龙的脑袋砍下来。一省提督的职位远在两江总督之下，刘大人“砍脑袋”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急于立功的杨提督真的不敢动手了，但他感到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亲自跑到京城去告刘坤一的状，在载漪、刚毅一伙大员面前哭骂刘坤一是“汉奸”。
更让刘坤一犹豫的是，他手里还有慈禧发给他的一封电报。那是他给朝廷发去的不愿出兵北上攻打使馆的电报的回复。慈禧的回电中有一句话含义十分复杂：“中国大地，南北相倚，不可歧贰！”（《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慈禧提醒刘坤一不可与朝廷有二心。这几天，刘坤一正在闭门检讨，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个“叛臣”。但是，他的犹豫仅仅是片刻的。他向张謇表示：他支持和洋人协商制定出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至于对慈禧的警告，他对张謇指着自己的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