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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是联军讨伐的明确目标，他们认为那里是义和团的大本营之一，并且他们得知军机大臣荣禄逃跑的时候带到这里不少帝国的守城的部队。讨伐保定县城，联军动用了德、意、法、英四国部队，共一万多人，分成两路攻击。攻击前，联军向朝廷派来的谈判代表李鸿章“声明”：如果有帝国正规军队抵抗，就全城鸡犬不留；如果不抵抗，就打白旗迎接联军。李鸿章立即命令当时的直隶布政使廷雍：“务必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帝国的正规军得到命令后，不但准备了白旗，而且开始剿杀义和团。联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包括廷雍在内的帝国官员出城迎接。联军进入保定城之后发现衙门银子库里的银子没了，失去了抢劫机会的懊恼使他们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拿他们的话来讲，是要给这里“留下不易忘却的惩罚”。联军对保定的烧杀确实令中国人以为仇史，永世难忘。当时整个保定县城犹如一座刑场，城中的空地上竖起了密密麻麻的绞刑架，上面吊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到了晚上，满城燃起大火，那些还活着的中国人在大火和废墟中到处躲藏，但很少有幸免者。联军官兵抢劫了他们认为值得抢劫的所有的财物，装了数百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往北京方向运。仅11月5日这一天，从保定县城出城的大车就有一百多辆。联军同时还洗劫了保定附近的村庄，连帝国皇家的陵园西陵都不能幸免，这座花费无数银两修建的皇陵一天之内变成废墟，不但陵内所有的珍宝被劫掠一空，就连陵园门窗上的铜片都被撬走了——联军官兵认为那是金子制作的。更令人不知该如何描述的是，联军居然在保定衙门“升了堂”以“审问”帝国的政府官员。联军总指挥盖斯里自称是“国际审判官”，他端坐在衙门大堂的正座上，两旁的“衙役”全是洋兵。“审问”从廷雍开始，姓名、职业和罪行。最后宣布“审判结果”：直隶布政使廷雍、保定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察使沈家本革职，实施军事囚禁；候补道谭文焕押解天津继续受审。“判决”后，廷雍等三位帝国朝廷命官被押解到南城外凤凰台“枭首示众”。
1900年中华帝国的所有的故事都令中国人百年不敢忘记。
保定衙门里发生的荒诞剧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联军未到达之前，廷雍指令一个官员将衙门银库中的10万两库银转移到一个估计联军不会到达的县的银库中去。这些银子确实没有被联军抢走而被“安全转移”了，但是，在“转移”的半路上，那个官员拿出了其中的4万两分给参与“转移”的衙役，然后把剩下的6万两“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廷雍被联军“正法”，帝国的这些银子从此便无人过问。而更奇怪的是，那个官员在1900年以后的日子里居然一直平安无事——其“尚署某县”，只是别人偶尔提及关于那段日子或那些银子的事，他就显得有些尴尬——“常饰为窘乏，以冀掩饰云。”（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26页。）瓦德西指挥的讨伐还是针对俄国人的。俄军在这个帝国陷入混乱的时刻，借机大肆侵占帝国的东北地区，海防重镇北塘、芦台，接着是唐山，都相继被俄军占领。锦州知府章樾前去交涉，被俄军扣为人质，并且强迫其向清军发出各种命令，于是锦州一带成为俄国人的天下。俄国人占领了帝国东北地区的要地之后，立即向中华帝国表示俄国军队愿“和帝国保持友谊”，决定撤离北京。俄国人的举动令瓦德西十分恼火，于是派遣联军向帝国通往东北地区的咽喉要地秦皇岛和山海关进行攻击。俄国人坚决反对这个决定，美国人说“无意参加”，其余各国都表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于是，俄国人命其军队必须“抢占山海关”，他们利用手中扣押的锦州知府，“命令”山海关的帝国守军向俄军投降。但是，当自以为速度极快的俄军到达山海关的时候，发现帝国的这座军事要塞上已经插满了英国国旗。原来，在英军将领西摩尔的策划下，一支仅有18人的英军小分队乘坐快艇从海上提前到达了山海关，他们举着免战的白旗进入了要塞，和驻守要塞的帝国军官开始“谈判”：是和各国军队一起抵抗俄军呢，还是等着俄军来进攻？帝国的军官犹豫不定，因为锦州知府的命令是“不得抵抗”，帝国军官考虑的结果是把要塞给各国，因为这样将来还有索回的可能。于是，帝国守军撤离。这一决定令守军士兵感到耻辱，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一战：山海关要塞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关前布满水雷，关上炮台坚固，配备有最新式的大炮，仅守关部队就有五个营之多。帝国守军撤离的时候，士兵们边走边朝天鸣枪，以发泄心中的苦闷。在他们的身后，18个英国人，未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帝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要塞。英国人在帝国守军撤离的同时，忙着在这座要塞上到处插英国国旗，直插得旗帜如林，看上去如同至少有上千的英军踞守在这里一样。果然，不敢贸然进攻的俄军一气之下占领了从山海关到秦皇岛的全部铁路线。可他们到了秦皇岛才知道，德、法联军已经先期到达那里了。
在联军军官的眼里，帝国的国土，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军事要塞，只要他们插上一面国旗，朝天放上几枪，就都属于他们了。
联军们的到处插国旗的美妙感觉并不是天天都有。在帝国另一个著名的军事要塞居庸关，联军一开始攻击，帝国的守军就开始溃逃，但是，有一个士兵在逃跑的时候想到应该把炮栓卸下来，以免联军利用大炮向他们射击。可他没想到的是，正卸炮栓的时候，一不小心，炮膛里的一发炮弹被发射了出去，这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德军的进攻队伍中间，顿时让德军倒下了一大片，结果德军认为这里是帝国军队准备拼死防守的信号，于是停止进攻，绕道前行了。当逃跑中的帝国指挥官弄明白这个情况之后，立即返回居庸关阻击阵地，然后给太后和皇上写“报捷奏折”，当然在奏折中“胜利”的原因先是他“不畏如雨枪弹指挥若定”，然后是“将士效力奋战厮杀”，最后是终于导致“洋兵仓皇败逃”。
真正奋起抵抗的是防守通往山西天堑娘子关的帝国守军。进攻的是清一色的德国官兵。德军之所以向娘子关发动攻击，是因为当时慈禧一行正在太原。而清军坚决抵抗的原因也正在此。中、德两军在娘子关下猛烈交火，双方都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让德军感到惊讶的是对面的帝国守军异常顽强。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晚上21时，德军突入清军阵地，但是没多久就遭到清军的猛烈反击。娘子关上的两军混战又整整进行了一夜，到天亮的时候，德军指挥官发现“德军官兵几乎都死了”。德军立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于是，在黎明时分德军把死伤的官兵抬上大车，跑得没了踪影。
尽管帝国守军在娘子关取得了真正的大捷，但是在太原的慈禧太后还是被吓跑了。
瓦德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强大的德军居然会败在中国人手里。
当联军在帝国北方四处讨伐的时候，瓦德西正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戏园子里，“应中国商人们的盛情邀请”观看中国京剧。时间是1900年11月23日。
“余与随员人等备受优礼迎迓，并导入特设雅座之厢内，其中安置备有桌布之桌一张，除了此地无时或缺之清茶以外，更有香槟酒、果子、糕点、雪茄烟等等，以享余等。最初开演两折毫无意义之短剧。所有女角，皆以男子代之，盖因女子素来极少在公众之前露面也。同时并杂有音乐于其间，足使石头化软，或者说得切实一点，足以使人头疼。所有观剧之人，坐在小桌之旁，大抽烟筒，饮茶吃果，亦复同样喧哗不已。中国人常常高呼‘好’。终场更以王侯厉鬼战士等等跳打一阵，此种跳打技术，实为余生平未见过者，当余挨过一点半钟以后，复坐余车中，于是不胜庆幸得离苦海。”（《瓦德西拳乱笔记》，1900年11月23日记。王光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9～60页。）无法猜测中国人给这个德国人看的是哪一出戏，但从“厉鬼战士”的“跳打”上看，或许就是“火烧赤壁”之类的三国戏。尽管瓦德西对中国戏剧缓慢的唱念做打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但是中国特有的浓重文化氛围还是令他身不由己地受到了影响。据说他是一个“好交际”的人，虽然各国联军的首领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也无意与各国将领发生更多的联系——“我在中国期间，始终倚靠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自己做主，寻途而进。”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德国人，到什么地方“寻途”去？瓦德西一头扎进了北京士民们中间。所谓“士民”，是包括中下级官吏、知识阶层、商人和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士为万民之首。”瓦德西在中国古代经典里看见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不但参加“士”们为他安排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且还在决定“安民善后”事宜时邀请“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坐满了他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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