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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1～6页。）起义的农民和乡间的土匪混杂在一起，使安徽成为帝国长江以南最混乱的省份。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京城悠闲的为官生活而回到老家去组建地方武装，起源于他“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勃勃野心。
对于一介文人来讲，搞武装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从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头几年看，他似乎一切顺利。回到家乡不久，他便率领千余兵勇在巢湖一带和太平军接触了一次，虽然结果不分胜败，但这是他从军以来的第一仗，而且是帝国军队没有失败的第一仗，他立即得到朝廷的蓝翎赏赐，级别也从七品升至六品。这时他的父亲也奉命回原籍“办理团练”，同时他的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出来了——父子三人开始一起为朝廷打仗。做京官没有做出什么名堂的父亲打仗也没打出名堂，不久就病逝了，只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而李鸿章却连连得手：参加攻克含山的战斗，战后加赏知府衔，赏换花翎；接着参与攻克庐州的战斗，得到“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的奖赏，不久又加赏按察使衔，官职升至四品。因为不算大的军功而在三年内连升三级，这对一个七品编修来讲，提拔的速度可算是惊人的了。正因为升迁的速度太快，他人的嫉妒和猜疑也就随之而来，其罪名之一是说他“名为团练实则勾结土匪”。这是一个足以让他掉脑袋的罪名。怀疑他的是一个名叫胜保的满族钦差大臣，此时正奉命督办安徽军务。他怀疑李鸿章的原因是亲眼看见了李鸿章混杂在土匪中溃逃，而李鸿章当时的模样确实像个地道的土匪头子，更何况说的也是一口土匪黑话：一日侵晓，土匪攻乡围，合肥领围出战，竟败退，直抵本围。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之意），好跑！”饱后仍退，忽报胜保从后路来，合肥颇惶急，虑有不测，不得已迎谒之。（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书合肥轶闻》。）即使已经官至四品官了，与风卷残云般的帝国农民作战也还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倒霉的是，不容易的情形正好让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看见了，可以想见钦差大臣看见李官员与义军混杂在一起奔跑于战场时的感想和表情。
遭到怀疑和众忌之后，虽然钦差大臣事后并没有向咸丰皇帝正式奏本要求惩办李鸿章，安徽巡抚福济也极力保护他，但是他还是觉得在安徽壮志难酬，于是他离开家乡到湖南投奔老师曾国藩去了。
这是李鸿章走上显赫人生道路的开始。
在曾国藩的教导和重用下，李鸿章的才能开始得以充分施展。关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湘军中“文武兼备，身先士卒”和“双手沾满起义军鲜血”的故事充斥在各种史料传说中。但其实只有李鸿章创建淮军的经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传奇。当时湘军已收复安庆，太平军主力向东压缩，上海开始告急。盘踞在上海的商人、官吏和绅士们倾囊出资，纷纷请求曾国藩派兵保护大上海，答应每月可以供应湘军饷银60万两。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只有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才有这等财力。然而银子是不少，但就是没人愿意去，包括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因为此举等于要深入到拥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后方去，如此的自投罗网般的行程，即使不被立即消灭，孤军作战也凶多吉少。
李鸿章却兴奋异常。他愿意去。
这是后来令包括曾国荃在内的所有湘军将领都颇为后悔的一件事情——人生的成败荣辱仅在一念之间。
李鸿章立即开始组建新的部队，几个月之内便成立了11个营。1862年3月4日，五个营的官兵在安庆北门外集合阅兵，这标志着帝国历史上又一支著名的武装部队正式组建。这是一支与以往的帝国军队完全不一样的部队，其重要的标志是：所有的营没有隶属关系而相互平等，所有的官兵只对李鸿章一个人负责。李鸿章是安徽人，新军在安徽地盘上组建，官兵大多是安徽子弟——李鸿章终于可以和他的老师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因为他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军队：淮军。
上海方面冒险开来租用洋人轮船公司的七艘轮船。淮军1300人坐一船，李鸿章近1万的军队开始向上海开拔。
这是大清帝国军事史上一次以“胆大妄为出其不意”而闻名的行动。从帝国军队占据的长江上游往下游开进，长江沿线全是太平军的营垒，水路通道均已被严密地封锁。尽管太平军领袖们知道上游的“曾妖”已经和洋人勾结，但是，当他们看见数艘洋轮公开地结队行驶在江面上，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一枪未发地看着当时罕见的庞大船队鸣笛顺流而下。也许他们想不到轮船上乘坐的全部是官军。太平军并不想与洋人发生冲突——洋人在帝国军队和太平军中都有军事顾问，甚至有官兵直接参与战斗，洋人在帝国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扮演的角色含义极其不可告人。
洋人的船队载着李鸿章的淮军在太平军的地盘上行驶了整整三天，已值不惑之年的李鸿章三天未合眼，脸上一派冷酷的杀气，他抱定了“破釜沉舟，最后一搏”的决心，他知道这是他一生“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七艘轮船上的官兵死一般沉默，无人敢出声，无人敢靠近李鸿章。
一支近万人的全副武装的部队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于太平军严密封锁之地成功地进行了千里大穿越，这成为那个战乱年代中的一个奇迹。这个举动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大规模军事移动的范例，更重要的是，帝国军队的这次出乎预料的大规模移动的成功，终于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在军事上走向被动的开端。
在上海码头上走下轮船的这群淮军官兵令上海的绅士和洋人们极度失望：满口安徽土话，脚穿草鞋，头裹破布，浑身散发出恶臭的“叫花子”般的异味——洋人则说这是一群“大裤脚蛮子兵”。这些兵与帝国驻守在上海的官军和洋人官兵鲜艳的装扮比起来，简直就像一群从灾区逃荒来到城市的流民。
李鸿章也是一口安徽土话。他对嘲笑他们的上海绅士说：“军队贵在能战而不是外表，等我打完一仗，你们再笑也不晚！”然后，他对他的这群安徽兵说：“伙计们，贼娘好好地搞！”
安徽人“一根筋”，淮军鸷悍凶猛。没多久，3000淮军于上海虹桥与10万太平军交战，上海绅士、平民以及洋人无不拭目以待。淮军五个营全部被太平军包围，第一天淮军严重失利。第二天战局没有好转，淮军阵地继续被压缩。当淮军阵脚出现崩溃迹象的时候，一杆大旗忽然出现在最前面的营垒中，官兵们看得清楚，是大帅。李鸿章亲自率领三个营直接冲击太平军的正面阵地，而同样也把李鸿章看清楚的太平军立即向他包围而来。太平军向前移动的时候，李鸿章看见太平军移动中的队形一角出现旗帜散乱的情况，他立即“执桴鼓于军前”，命令淮军向太平军的薄弱之处三路夹击，拼死向前，结果太平军刚才还整齐的阵线被冲乱。这时，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天空突然黑暗，一场倾盆大雨降临了。心理发生动摇的太平军抵挡不住冲击而向后撤退，但是撤退在暴雨中很快变成狂奔——“自相践踏，死者万余。”天黑之后太平军反击，淮军在上海南门下阻击，战斗最残酷的时候，太平军的前锋部队“突然倒戈”，致使太平军再次大规模撤退。“浦东一带尸积如山。”（（清）方浚颐：《梦园丛说》。）此一战令上海人为之瞠目。以往驻守上海的官军和防守租界的洋兵，遇到太平军便望风而逃，勉强一战也都一败涂地，而这些安徽来的“大裤角蛮子兵”居然以3000战10万而胜，淮军的名声从此确立。此战对大清帝国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扭转了东南战场上帝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局面，使官兵和朝廷都看到了可能扭转战局的一线希望。
李鸿章以杀起义农民残酷无情而留下恶名。攻打捻军的时候，“击退援军十万，斩首两万”。攻入太平军占据的常州城之后，他把俘虏的太平军“护王”陈坤书绑在东门外凌迟处死，同时放纵官兵屠城，以至杀得满城死尸，“城破五十日仍无人收殓。”连常州城郊也在屠杀之列，屠杀的结果是“耕者万分无一”。攻克昆山之后，太平军被杀的官兵在3万人以上，尸体堆积在一条小河里，“积尸数尺，河水断流”，“千汊百港，漂尸浮油。”（《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第26页。）国人指责淮军滥杀无辜，李鸿章听了“勃然大怒”，他在写给曾国藩的报告中称：“贼漏网盖少，惨劫亦快事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第16页。）李鸿章更令人不齿的是狡诈失信。淮军包围苏州城，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之后，太平军“纳王”郜永宽通过原来是太平军而现在淮军中任职的一个军官提出向淮军投降，条件是他以杀太平军“慕王”且开城迎接淮军，而淮军不但不能杀他，帝国朝廷还要颁给他二品顶戴。淮军代表同意，李鸿章也表示同意。但是，当郜永宽把坚决不投降的“慕王”谭韶光骗杀且打开苏州城城门之后，带领淮军蜂拥入城的李鸿章却不但下令把刚献上“慕王”首级的郜永宽“立即正法”，而且对已经投降的近两万名太平军大开杀戒。此一事件引起举国轩然大波，不但平民们强烈反感，对李鸿章嫉恨在心的各级官员也乘机猛烈抨击，甚至洋人们也愤怒了。和李鸿章私人关系极其密切的英国将领戈登顿时翻了脸，发表了“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帝国政府不撤李鸿章的职并且将他交付审判，英国就用“强大兵力”强制帝国军队把攻克的城池交还给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