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獗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们的真正侵略面目。
至于自由贸易问题，西方要求帝国开展自由贸易的主张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帝国的一种严重侵略行为，因为西方各国在进行对华贸易时带有强烈的不平等交换、不公正关税制度、倾销非法商品、掠夺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以及进而取得更大的不合理特权的内涵。虽然由于闭关锁国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华帝国确实应该尽快从封闭中解脱出来，但是1900年，在西方对于中华帝国相互通商、开放贸易的“催促”中，其侵略的意图是明目张胆的。
在“不得瓜分中国国土”的大前提下，11月初，奥、法、比、德、英、意、日、西、俄、美10国联合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进一步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一、惩办祸首；二、禁止军火输入中国；三、索取赔款；四、使馆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这六项原则基本没有改变地贯穿在1900年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的整个“议和”谈判进程中，并成为数月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基本“原则”。这是对中华帝国主权带有严重侮辱性质的“原则”。其中各国有权在帝国领土上驻扎军队一条，是完全漠视国际准则的强盗式的无理要求，给自1901年起的中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因为自那以后无数“国耻”事件的发生都和这一原则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万般无奈中的李鸿章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原则”，他终于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结束帝国的厄运了。
在李鸿章的一再敦促下，帝国流亡朝廷于9月25日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等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事，交宗人府议处；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交都察院和吏部议处。但是，帝国朝廷的这个惩办方案没有获得各国的通过。
李鸿章和瓦德西会见之后的11月23日，帝国朝廷第二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削去端郡王载漪王爵；将已革去王爵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和已革贝勒的载滢，均交宗人府圈禁；已革贝勒载濂闭门思过；辅国公载澜停俸一级调用；左都察御史英年降两级调用；前吏部尚书刚毅已病故免议；刑部尚书赵舒翘革职留任；已革职的山西巡抚毓贤充边永不释放。
帝国朝廷的第二个惩办方案依旧没有被各国通过——“连一个正法处死的都没有”。接着就传出联军准备派部队截断运往陕西的“粮道”以断绝流亡朝廷的供应的消息。在京城里眼观局势又起风波的李鸿章连续给朝廷打电报，请求朝廷“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帝国朝廷终于第三次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山西巡抚毓贤等人列入死刑，其余的“流放”和“斩监候”不等。联军方面对此的反应是瓦德西对李鸿章说的一番话：“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的话，我们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这是冲着慈禧去了。李鸿章赶快提醒慈禧，如果再不做出最后的决定，后果就很难预料了。于是，帝国的朝廷第四次发布了“惩办祸首”谕旨：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荆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着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着发往新疆，永远监禁。
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为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3～184页。）其他的还有：吏部尚书刚毅、甘肃提督董福祥，“着即行革职”；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定为斩监候罪名”；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同上）七天之后，帝国朝廷再一次下旨，赵舒翘、英年被“赐自颈，军机大臣启秀及徐桐之子被定“京中处决”，刚毅则被定以“开棺戮尸之罪”——史书记载：“此等刑法，中国人视为最重者。”（同上）各国进一步要求将端郡王等人“正法”，李鸿章为此反复解释说，端郡王虽然罪大恶极，但是如果连皇家宗室都要处死，会严重影响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同时也可能引发中国百姓的愤怒，弄不好还会“激出民变”。双方各执一词于是陷入僵局。
李鸿章不愿意到瓦德西住的銮仪殿去，那里是帝国皇家的禁地。但是值此国之将亡之际，他只好挺着一张老脸去了。关于1900年11月15日李鸿章和瓦德西的会面，双方都有详细记录，各自所记出入不大，内容都是空洞无物。瓦德西态度冷淡，李鸿章极力套近乎，两个人从北京的红叶说到柏林的冬雪，从年龄身体谈到老婆孩子，全是废话。李鸿章特别说到他在德国晋见德皇的情形和瓦德西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想找到感情上的突破口，但是瓦德西根本不买账。最后谈到了联军的“讨伐”问题，才算接触到一点现实，但是瓦德西对联军“讨伐”的范围、时间和规模守口如瓶。李鸿章在这次会见中没有取得什么他所盼望的结果，倒是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书面汇报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从李鸿章的口中，可以感觉到俄国人“正在联军内部拨弄是非”，使联军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不一致的迹象——这是李鸿章期望的效果，因为这样就能利用这个矛盾，尽量减少帝国的损失。
但是，刚从瓦德西那里回来的李鸿章便收到了俄国人的信件，要求李鸿章奏请朝廷，任命目前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在彼得堡办理交收中国东三省事宜”。李鸿章心里一紧，因为朝廷已经正式否认了俄国人提出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俄国人知道朝廷的立场，而现在再次提出，恐怕随之必有举动。果然，俄国人正式提出了要求中华帝国政府向俄国交出东三省土地的《交地约稿》12款。“约稿”的内容很快就被泄露了出去，日、英、德三国首先声明，反对将东三省的权益交给俄国。而李鸿章也开始发现了俄国乘虚而入的企图，他电告在彼得堡的杨儒中止谈判，告诉俄国人要谈就到北京来和他谈。电报发出后，李鸿章立即收到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要求约见的请求。格尔斯在和李鸿章会见时说出的话，令李鸿章眼前一阵眩晕。俄国公使一字一板地说：“如果中国听信各国的谗言，不敢和俄国立约，则东三省永远归俄国人所有。”
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盟友”俄国人说出来的话。南方大臣张之洞和刘坤一都主张将俄国人的野心公布于众，以加大各国干涉的力度。但是李鸿章认为各国的干涉也同样是暗藏祸心。这时候，盛宣怀致信李鸿章提醒他可能再次陷入被国人斥骂的地步：“列邦以恶名加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
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想到了他一直以为最该警惕的日本人。他为此专门会见了日本驻华公使，问如果中国和俄国决裂，而俄国一意孤行的话，日本将持什么态度？日本公使眯着东方人的小眼睛回答道：“说不好！”李鸿章大怒，说日本人实在“奸猾可恶”。
接着从彼得堡的传来的消息就令李鸿章不仅仅是愤怒了，他可谓悲愤不已以至心中从此有了刻骨的仇恨：为了强迫杨儒在俄国人准备的《交地约稿》上签字，一群红了眼的俄国官员把杨儒关押在俄国外交部里威逼利诱，扬言如果再不签字，俄国就宣布“将满洲改做一个俄国的行时。同时引诱说，只要签字，俄国就在彼得堡为他“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让他享受一生。”杨儒不为所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便对他说：“你签字之后如果中国有人加罪于你，俄国负责你的安全！”杨儒勃然变色：“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在我中国无立足之地！”杨儒的强硬立场激怒了俄国官员，他们最后竟然把杨儒从楼上扔了下来，致使杨儒坠地严重受伤。
杨儒，字子通，汉军八旗正红旗人。1864年为四品衔兵部员外郎，曾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浙江温处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等职。1892年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后出任驻奥地利、荷兰和俄国公使，同时晋升为户部左侍郎。他在国内为官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出任公使时“大义当前，威武不屈。”有《俄事记闻》、《杨儒变法条议》等著作留世。
堂堂一位中华帝国政府以国家名义派出的驻外使节，竟然被扔下楼去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列强可以借口自己公使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对中华帝国大举进攻，而杨儒被伤，帝国的朝廷上下竟然悄无声息，于是，刚刚经历了最深重灾难和屈辱的民众开始奋起抗争了。满目山河破碎的景象，帝国金顶红墙上的外国国旗，一片一片沃土的失去，还有那个为了帝国备受欺辱的使臣，帝国的民众终于在1901年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百姓不分南北纷纷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对俄签约。俄国人见势不好，怕各国乘机介入而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于是被迫发表宣言，声明“条约暂罢”。
这是大清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因为抗争而迫使列强将野心“暂罢”的事例。杨儒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无论如何也不低头的帝国官员，他在受伤之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恍惚中他听到了俄国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