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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中华帝国政府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但是，辜鸿铭觉得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特别是允许洋人在帝国土地上驻军一事值得商榷，不应该这样匆匆签字。为此他立即翻了脸，说李鸿章仅仅为了保全载漪一伙的性命，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都肯签字。李鸿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秦桧了？”辜鸿铭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然后拂袖而去。
李鸿章吐血了。
这是这位积劳病深的大清重臣第一次出现这个症状，家人下属慌成一团。
知道自己时日已经不多的李鸿章想快一些把谈判结束。
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将是各国的军队撤出京城和朝廷回京。
李鸿章无论如何也想看到这一天。
但是，在朝廷准许“议和大纲”之后，联军却没有丝毫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偿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的精力。尽管他万分憎恨把帝国推入深渊的端郡王一伙，但对皇室始终有一片忠心的他还是要极力保护皇亲国戚的尊严，他不能想像帝国皇家成员被绑到菜市口在洋人的监督下砍去脑袋的情形。他除了答应各国提出的要给在帝国最混乱的时候被朝廷正法了的袁昶、徐用仪、许景澄、联元和立山等大臣“开复原官”之外，最终还是顶住了各国反复要求把端郡王等皇亲“正法”的压力。无论如何，满清帝国是李鸿章这个身为帝国大员的汉人的精神寄托，他愿意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来保持他为大清帝国为官一生的“名誉”。
1900年2月5日，拖着病身的李鸿章再次就惩办问题与各国协商。这次协商似乎令联军的立场有所松动。会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给美国国务卿米尔顿写信，就惩办问题谈判的过程和结果作了详细汇报，信中真实描述了协商时各国的步步紧逼和中方的极力斡旋的情形：阁下：我荣幸地向您报告，各国代表与中国全权大臣于本月5日共同开会，旨在使他们有机会听取我们在要求中提出的惩罚问题。
为了使大家都同意，我们准备了一份说明每一个案件的简要控诉书，由外交团团长宣读。我随函附寄控诉书的抄本一份。因此次会议只限于口头上的会谈，所以控诉书不交给中国全权大臣。
他们说：对端郡王和辅国公不可能执行死刑，但他们同意将他们永远流放到新疆。将令庄亲王自尽；毓贤将正法；董福祥将军业已贬职，以后将再从严惩处，他在甘肃很有声望，操之过急，会在人民中引起骚乱，等等。
至于其他人，他们坚持这些人的罪行不那么严重，或者不如上述诸人已有充分的证据，因此应给予较轻的惩处。我们的回答是：即使是其中罪行最轻的人也应判处死刑。因为死刑是能够给予的最严厉的惩罚。我们要求全部处决。他们断言要朝廷接受我们的要求非常困难，还会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请求各国公使不要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困难。他们对我们指出的人所犯的主要罪行和应负责任毫不迟疑地予以承认，也不为中国政府掩饰它应负的责任。
我们添上了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启秀和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的名字，其理由已在控诉书中陈述。此二人现由日军军队拘禁在城内。
这个全权大臣和有些公使之间进行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谈话，既无重要意义，也没有什么成效。尽管如此，我们全都有此印象，他们会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同日下午，各国公使聚会。经长时间的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将不再对中国让步。最后全体通过了必须惩办的人员名单及其应受的惩罚，照会这个全权大臣，随函附寄这个照会的抄本。
英国公使在德国人和其他一些人的附和下，一致坚持要求将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处以死刑。但最后他同意，如果以某种方式将他们判处死刑记录在案，然后再立即赦免，他也赞成。一个适合这样的惩处并相信能为朝廷接受的中国式的办法终于找到了，于是就照此方式提出要求。如您将在附寄的照会中看到的，措辞如下：“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判处斩监候，如在判决后皇帝即愿意开恩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把他们流放到新疆，终身监禁，以后不得再对他们施恩减刑。”
我们还将开列另一份名单，要求惩办那些对屠杀或虐待教士曾经附和或直接负责的地方官吏。
康格
（1901年2月7日《百年书信集》卷一，侯书森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5页。）“惩办”问题似乎有了结果，接着就是赔偿问题。各国都想乘机加大对中华帝国的勒索以发一笔横财，在争吵中形成两个阵营：在华商业利益较少的俄、德、法等国漫天要价，而在华有经济利益的日、英、美等国怕由此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则主张将要求赔偿的数额“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
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坐在谈判桌上和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意再为帝国的几两银子低三下四了，他已经吐血吐到了“濒危”的地步。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庆亲王也没有出面，全部由下级官吏去和各国讨价还价。
谈判的最后结果是：赔款总额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关税、盐厘和常关收入作担保抵押。
帝国主义们之所以提出的“四亿五千万两”这个数字，并不是根据各国实际的损失统计，而是根据当时中华帝国约为“四亿五千万”的全国人口数提出的。列强们说：“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朝廷给李鸿章电报：“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应准照办。”
李鸿章再一次吐血。他无力地躺在病榻上，盼望着能够听见联军撤军开拔的消息，盼望着看见他的老太后硬朗朗地乘着金銮大轿回到京城，盼望着他还能够像平日里一样跪在储秀宫外的台阶上向里面大声地问一声“吉祥”。
李鸿章看见的是窗外纷飞的漫天大雪，听见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
1901年的春节来临了。
中国人无论遇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劫难，只要一息尚存，百年来的春节就还要按规矩过。除了在一年的惊慌和劳作后能够找借口歇息放纵几日外，更重要的是春节是中国百姓心中的那些神仙活动频繁的日子，中国人为了自己明天的命运着想，也得在春节里腾出空儿来为繁忙的诸位神仙迎来送往。财神、喜神、灶神、神农、尧舜和观音菩萨，都在祭祀之列。再穷苦的人家只要有间茅屋，就要扫房，以把上一年所有的晦气都扫除干净。无论是朱漆大门还是破败的柴扉都要贴上对联。汉人贴的是：“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和“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满人贴的是：“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晚上，豪富显宦巨大的府邸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平常人家的小屋内也是炉火幽红幸福洋溢。饺子熟了，合家一起簇拥着年纪最大的长辈围坐，只有淘气的孩子还要往外跑去放鞭炮，劈劈啪啪的声音如同枪炮之声。鞭炮之声逐渐稀落之后，打起灯笼的孩子们在铺满院子的芝麻秆上欢乐地嬉戏，踩出一片沙沙声，中国人管这叫做“踩岁”。在驻满洋兵的京城里，满城是中国孩子们弄出的这种奇妙的“沙沙”之声，洋人们有些紧张，因为不久以前搞不清从哪儿冒出的义和团农民就这样蹑手蹑脚地袭击过他们。当他们醒悟之后，顿时产生了一种更深的恐惧。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一群具有不可思议的勇气以至可以完全忽略自己危险处境的人；要不然就是中国人对洋人蔑视已经到达了一种近在咫尺而视而不见的境界。
新的一年的第一个黎明来到了，大街小巷充满了中国人互相道喜的声音，没人追究自己的“喜”从何而来以及“喜”的是什么。在相互的祝贺之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陡然萌生了一种对明天的日子的信心…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集体悟出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全部意义。
而同样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华帝国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生命、生存和生活感到了彻底的绝望。
正月初三，逃亡西安的帝国朝廷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
列在惩办名单第一位的是毓贤。此刻的毓贤已经被革职，正行进在流放新疆的路上。毓贤到达兰州的时候，朝廷的谕旨到了，新的裁定是“就地正法”。前往执行的是钦差大臣何福坤和甘肃总督李廷箫。决定对毓贤执行死刑的消息随即在兰州扩散开来，数千绅民聚集在一起为毓贤“请命”，何福坤和李廷箫不要说执行“正法”，他们连毓贤的人影都见不到了。可是，耽误圣旨同样是犯罪，他们彷徨一夜，想出一个办法。第二天，他们在一个寺院里摆酒席宴请毓贤，打算于交杯换盏之中伺机下手。毓贤盛装出席，酒过三巡时，毓贤突然大喊一声：“动手！”只见刀光一闪，鲜血喷射，毓贤的人头落地。杀毓贤的是一个武官，李廷箫根本不认识。正惊魂未定，这个武官自杀于酒宴之上。原来，毓贤知道自己必死，不死就可能要连累那些为他打抱不平的百姓，于是当晚向80岁的老母磕头辞别，并让仆人去劝说民众“不得抗旨”，然后自己为自己写了两幅挽联。
其一：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难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其二：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坐堪悲九旬老母，娇女七龄，髦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坐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李问渔：《拳祸记》（上）。）
最后，他把最亲近的武官叫来，命令他今晚把刀磨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