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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把中国广州湾及其水面“租”给法国，租期99年。
资格最老的帝国主义英国自然绝不会在领土的盛宴上忸忸怩怩。早在1895年，英国就对中国云南提出控制要求，威胁的语言和其他帝国主义们一样：如果不答应，就“自行办理”。于是，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割让了中国云南边境地带。这个条约得罪了一直企图控制中国云南的法国，而英法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而是一起向中国漫天要价：法国人要求帝国政府做出“海南岛不得让给他国”的承诺，英国人就要求帝国政府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1898年，英国受到《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刺激，通知帝国政府：“由于渤海湾上的均势因为把旅顺让给俄国而被打破，英国必须获得日本人一旦撤出威海卫后对该港口的优先占有权，条件和给予俄国人在旅顺的条件一样。”英国人的理由是：“因为俄国人有旅顺，法国人有广州，所以英国必须占有一个海港。”通知的最后特别写上了这样一句话：“英国的军舰正在由香港驶往渤海湾的途中。”（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9日，日本刚撤出威海卫，英国国旗立即在那个中国海港上空升起。
经过战争而取得巨额赔款，并占领了中国的台湾之后，失去中国辽东的日本眼看着帝国主义们的狼吞虎咽终于按捺不住了。1898年4月22日，日本照会帝国政府，要求其承认日本对中国福建沿海的势力控制——如果拒绝，日本将“自行处理，中国方面必须为后果承担一切责任”——两天后帝国政府被迫声明，福建沿海一带的土地不会租借给别的国家。
中华帝国被切割的过程在瞬间就完成了，没有抵抗和战争，没有流血和流泪，甚至连高声的争辩都没有发生。这个过程的迅速犹如使用极锋利的刑具行刑，受刑者甚至没有呻吟哀鸣一声的机会。在分割中华帝国的时候，帝国主义们的借口不一，手段各异，但是在向帝国政府发出威胁的时候，有一句话却出奇地一致：如果不答应，本国将“自行处理”——帝国主义们有什么权力“自行处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为何轻易地就被异国“自行处理”了？
12、言论自由：移民巴西！
《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大清律例》：“捏造言论，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本来就瘦弱又让酷刑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模样的文人们，辫子缠在死刑牌上，站在摇摇晃晃的囚车里，被行刑队押着通过大街。这时候，看热闹的中国百姓也许会庆幸自己的不识字。
中华帝国的“言论”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存在一种专供民间人士“自由言论”的公共场所——大清帝国所有城镇中风险最孝成本最微、收入最稳定的生意就是找个敞亮的地方开一间专供闲聊的茶馆。同时，所有的中国人几乎生来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说八道，什么连说都不要去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中华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中外纪闻》在创刊35天之后，被帝国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以“学会”的“学术”性质掩护政治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帝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从此而来。
189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散布在中华帝国国土上的各种“学会”达五十多个。京师的“强学会”就是由殿试和朝考失败后心情恶劣的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的学会。就凭发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而无论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实际都已如政党的雏形，而在中华帝国，“结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强学会”几乎可以称做是“贵族俱乐部”，会员全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负责人，文人梁启超是书记员，而会长则是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会员包括文廷式、沈曾植、丁立均等帝国朝廷命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在“强学会”的赞助者中，不但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这三位几乎控制着帝国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们各捐了5000两银子，而且还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甚至连李鸿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战争的总指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强学会”的成员们杀他的心都有，怎能让他“入伙”？于是“坚拒”。
更为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开篇就描写了帝国主义们窥视中国的各种眼神，然后描写了中国人在这种眼神下恍恍惚惚的神态：“俄北瞰，英西觇，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忧忧，人心皇皇，事势■■，不可终日。”接着，推断中华帝国如果再不“图强”便将出现的惨状：“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痛。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美丽的对仗之后，接下来便歌颂中华疆土之广阔，物产之丰盈，人口之众多，气候之适宜，全球无比。最后，号召中华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发动群众。
查封“强学会”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义下达的。有人说这是慈禧强迫皇上这么做的，因为所谓“查封”实际被落实为了“改组”：“强学会”改称为“官书局”，《中外纪闻》变成了《官书局汇报》——如果要查封一个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民间组织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民间组织“转正”，让其成为一个吃“皇粮”的衙门，组织中的许多人因此能够成为衙门的官吏，这是帝国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个一用再用而且屡试不爽的绝招。
失望的康有为只有再给皇上写信！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主张在帝国政府机构中施行“议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议院制”是个什么东西，仅从康有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这个建议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国知识分子的思绪有多么的飞扬，而他们的理想和帝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惊人——在中华帝国的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能够如此设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进士了。
中华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经质的一群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的心理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了：他们对帝国的态度如同对祖国的情感一样，不断遭遇在大起大落骤喜骤悲的旋涡中——昨天还顶礼膜拜心驰神往，今早又热泪迸发咬碎银牙。试问哪个肉体凡胎的神经能始终受得住如此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为从上海启程进京，身上带着一份他认为是极其重要、关系着中国“种族生存”问题的文件：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地点是：南美洲的巴西。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开巴西以存吾种”。
在中国的亡国事实就在眼前的时候，康有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终于想出来了“移民”这个绝世良策——即使中华国土沦亡了，转移出去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真的专门为这件大事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至少他还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员的协助。李鸿章听了这个建议，居然镇静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说，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还在巴西国内，等他来到中国再研究。至于巴西公使什么时候来中国，不知道。——李鸿章把康有为客气地送出门了。
为什么选择遥远的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