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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遥远的巴西？当时的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巴西的国家的？
请听康有为的解释：“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八百万，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康有为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人家巴西国愿意不愿意？——慌乱的年头里，帝国的精英们确实精神错乱了。
皇家的考试又一次开始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们聚集在北京，京城危险了，帝国危险了。
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米市胡同里的南海会馆始建于道光四年，由广东南海籍京官捐资购买工部尚书董邦达的故宅修缮而成，是南海籍学生进京应试复习课程和食宿之地。会馆很大，分13个小院子。康有为住在会馆的北侧，院子里有七棵老槐，故名“七树堂”。康有为将自己住的房间命名为“汗漫舫”，劝小室如舟”之意。
小室春寒料峭，康有为心硬如铁。他的弟弟康广仁告诫他，由于他和帝党的关系过于亲密，已经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皇上和他的帝党们是愿意变革的，而慈禧和她的“后党”们是反对变革的，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康有为的脑袋里坚信不疑，连今天的历史书也是这样写明的：慈禧“结党营私”，宁可把国家推入水火也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光绪“忧国忧民”，宁可失去皇位也要“繁荣富强”——中国人书写自己的往事犹如编写唱本，能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都有音律，唱念做打均为师承，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的油彩画在了脸上，曹操阴白的底色上点缀黑斑，关羽鲜红的底色上撒些碎金，令观赏者能够一边喝茶一边嗑着瓜子，亢奋的时候还允许叫一声“好！”——中国人以散淡的心态观赏复杂事物和以复杂的心态琢磨简单事物的本领举世无双。
康有为至死都是最坚决的“保皇派”，他“无限忠于”的感人事迹之所以被历史的书页埋没，是因为后人觉得他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
无论如何，康有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顽强地再次给皇帝写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议，主张中国和英国、日本两国“结成联盟”——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经过对诸位帝国主义的反复比较，康有为得出了要“联英日以拒德俄”的结论。康有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对俄国犹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向光绪的“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在康有为所有的“上书”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书》。其中他为皇上指明了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和日本学习——康有为划分阵线的思维到这里又乱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变政”。康有为的“群才”不是指民间圣贤，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为大小也是政府官员之一了。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意思是皇上放权，让各个省的官员自己去进行变革实践。康有为最后说：推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推行中策，能够维持局面；推行下策，国家仅仅不至于灭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话，国家肯定就完了，到时候皇上就是想当个安稳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9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5页。）信写完了，请工部代呈，但工部尚书淞■认为康信有“偏激之词”，于是扣压下来。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康有为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宫深帝远”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痛苦失眠后，他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干了——如果那一年康有为真的这样走了，中华帝国的那段历史将平淡无奇。可是，当他已经把行李装上车时，突然有人告诉他，一位大官员到了南海会馆的门口，并且指名道姓地要见他。康有为顿时愣祝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华帝国1898年的惊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江苏苏州府常熟人。父亲翁心存咸丰时为朝廷宰相，同治时为皇帝的老师。名门并不一定出纨绔，翁同龢27岁一举中了状元。“状元”是数十万读书人中独占鳌头的无上荣耀。中国明清两朝，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状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运亨通，真就做了宰相，并且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家父子二人，一个是咸丰、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一个是同治、光绪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更奇特的是，翁同龢哥哥翁同书的儿子翁曾源在同治年间又中了状元，一时间国人盛传贫寒的常熟翁家的茅草屋肯定是盖在了龙脉上。宋明以来，中国开始重文轻武，武官有多大的功劳也顶多做到将军元帅，文官却可以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的老师，得到的宠荣无以复加。1898年的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是掌握帝国外交大权的总理大臣，还是掌握帝国财政权力的户部尚书，同时还是军机大臣，地位几乎仅在皇帝之下，首辅之尊，权势熏天，一举一动，满朝注目。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就必然是“帝党”之首。为了皇帝的利益，他不顾身份亲自跑到米市胡同拦住康有为的车，目的仅仅是一个：劝康有为留下来变法。
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件是：康有为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在第二天，光绪皇帝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折：《请召对康有为片》——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并且请皇帝授予康有为适当的官衔，代表帝国到瑞士去参加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因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这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推荐康有为的奏折，在康有为的人生中极其重要。写这个奏折的人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谁都会想到高燮的奏折是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写的。当奏折递上去的时候，翁同龢及时在光绪皇帝面前把康有为推荐了一番。结果是必然的了，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
突然的变化，令康有为激动万分。他多年等待的时刻终于突然来到了。
但是，总理衙门的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总理衙门说他们要“研究研究”。
在帝国当时的政权结构中，坐在满族贵族系列中最高地位上的恭亲王奕訢，不但是六朝元老级重臣，而且还是慈禧最信任的人，为“后党”的首领，权力之大无人能比。恭亲王是总理衙门的大臣，对于皇帝要召见康有为一事，他和礼部尚书许应■表示坚决反对，尽管翁同龢从中极力周旋，奕訢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法律，非四品以上之官，皇上不能召见，免失身份。今康有为区区小臣，皇上若欲有所问，可令大臣传语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无奈的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康有为问话。
召见的“降格”令康有为极其失望和愤怒。
正是春节。京城内外爆竹劈劈啪啪地响着，人们身穿干净的长袍马褂，见面拱手就说：您吉祥！
正月初三那天，西历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正，心中鼓动着千种念头万种欲望的康有为阴沉着脸走进了帝国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帝国最高的外交机构。这个机构设立于1861年初，是英国人于鸦片战争获胜后强迫中华帝国设立的。英国人认为，世界发展到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居然没有外交部，简直不可思议。当洋人们有涉及对外关系的事务需要和帝国政府“协商”的时候，即使是要威胁和勒索，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真是一件很麻烦很荒唐的事。总理衙门设立后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帝国的外交事务，派出大使，管理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和派遣留学生等；同时，这个机构还管理着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学院”——同文馆。光绪让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问话”，可见，连皇帝也把帝国的知识分子与洋人们联系在一 起了。
西花厅，总理衙门的贵宾室，一向用做接见外国大使。区区小臣能和帝国要臣们平起平座，至少是总理衙门设立以来的第一次。这就是斗争的结果。走进了这个华丽的客厅，康有为看见五位帝国的大员正在等候他。他们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问话一开始就没有客套的语言。掌握着京畿军权的荣禄首先问：祖宗的成法不能改变，这一点你听说过吗？荣禄是此时朝野上下慈禧的绝对心腹。
康有为答：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