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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答：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仇恨。康有为这样一句自以为机智的回答几乎在瞬间便决定了他凶险的未来。
廖寿恒对康有为的“变革”不是很了解，他没有敌意地问：你说要变法，怎么变？
康有为明确地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可以请个洋人，加上我，一起商量修改法律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六部就要彻底地变革一下。
谁也不知道康有为是否故意要刺激各位大员的神经。一个六品小官，竟然要从帝国所有位高权重的衙门下手。李鸿章不禁冷笑了：你胆子不小，把政府六部全撤了，不等于国家的制度都不算数了吗？
康有为答：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是过去的一统局面了。现在中国的法律和官制不但早就过时，而且弊端重重，将其全部废除，国家才有希望。
惟一与在座的大员们的心思不同的翁同龢见问答气氛紧张，于是岔开了话题：要变法，就要有经费支持，不知康主事对筹款有什么高见？
康有为答：筹集政治变革的经费，各国有各国的办法。日本人发行纸币，法国人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中国只要制度改变，税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还可以借洋人的钱来办中国的事。
问话从下午3时开始，黄昏时分才结束。这中间，除了荣禄对这样的问答感到厌烦而中途退场了之外，其余的四位大员都坚持到了结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为光芒四射的才华向皇帝禀报了，“光绪大悦”。
李鸿章也同时向慈禧禀报了这次问话的内容。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李鸿章即刻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的书生和街头混混的混合体：“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于是就不明白了：洋人为什么支持他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慈禧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洋人在鼓动和怂恿帝国的文人们进行颠覆活动。
李鸿章回答得十分尖锐。他说，这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都怕来不及了。（“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阙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康有为们正在策划又一次的“公车上书”，其规模将比三年前“车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包括康有为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
13、蓝色长袍上宫殿
1898年4月22日，在帝国的京城梦想通过科举时来运转升官发财的“公车”们又一次上街了。
导火索是康有为们精心寻找并且立即加以利用的：几个入侵山东的德国官兵有一天闲逛进了即墨县的一间孔庙，他们拿里面的一个泥塑的长胡子老头开玩笑，弄断了他的一条胳膊，又把他的眼睛戳成了两个黑窟窿。中国人把这个长胡子老头叫做孔子。中国的圣人遭到了洋人的戏弄，康有为和梁启超闻讯，知道他们“革命”的时机到了。梁启超立即起草并且向京城内的所有举子发布了一个类似宣传鼓动传单的文章，名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指出德国人“灭我圣教”的举动，是对我民心士气的一个试探，如果中国人没反抗，圣教亡了，国家也就亡了——“若达教即亡，纲常绝纽，则教即亡而国亦从之。”（麦孟华、梁启超等：《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都察院门前又出现了“公车”填塞、川流不息的景象。几天之内重要的上书就有八次之多。同时，上书的官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帝国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不恨德国人毁坏孔子塑像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文人们真正的意图不是维护那尊泥塑，而是要对帝国现状提出非难。
面对知识分子的呼喊，帝国的官员们坚决主张施行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原则：先安内，再攘外。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的保守派明确提出，要对企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潮流予以坚决的镇压。社会有点问题仅仅是某些小小的失误，是“时弊”而不是政体不好，不能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否定国家的体制，帝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体制——“我朝成法，尽善尽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帝党”退缩了，连皇上的老师翁同龢也沉默了。
这一年的4月和5月，是康有为难过的日子，他在《自编年谱》中说：“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
然而，当关于那尊孔子泥塑的事情已经就要不了了之的时候，突然，一个消息传来：恭亲王死了。
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高级政治人物的死亡，会导致某种政治禁令的突然“解冻”，甚至会导致另一种政治局面的骤然诞生。恭亲王是公认的保守派首领，他的死，对于康有为们来讲是一个动手的信号。
恭亲王死于1898年5月29日。这一天，光绪皇帝来到这位权势熏天的满族贵族床前。恭亲王最后的遗言是：“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光绪皇帝什么也没说。
两天之后，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帝党骨干御史杨深秀的名义递上的奏折——康有为官太小，没有权力上奏——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6月6日，光绪又接到康有为以另一个帝党骨干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的奏折，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当天，光绪把奏折送到颐和园，让慈禧过目。光绪等待着慈禧的表态。但是，从颐和园回来的人向光绪密报说，慈禧看了奏折之后将其“掷于一边”。这一回，光绪皇帝发火了——他知道现在他现在应该火一次，并且必须火一次了。现在到了恢复他帝权的关键时刻了。
光绪立即把自己变法的决心托性格软弱的庆亲王转告慈禧，其中有这样强硬的话：“倘若太后再不放权，许我变法，我定宣布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慈禧也火了，她让庆亲王告诉皇上，他不愿坐此皇位，我也早不愿他坐！
慈禧说的是真话。废除光绪帝位的计划已经开始酝酿。
庆亲王究竟是负责处理洋务的，他深知皇帝退位可不是慈禧说退就能退的，因为“热衷”于中国变革的洋人绝不会答应。洋人一干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于是他力劝太后息怒。
慈禧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个模样再说。
6月8日，慈禧召见庆亲王、刚毅和荣禄三人，说皇上要变法，如果有过头的地方，你们要出面“阻拦”。三个人都表示，皇上的旨意他们不敢阻拦，并且说，皇上所做的一切根本没和他们商量过。军机大臣刚毅更是“伏地痛哭”，请太后劝说皇上不要变法。慈禧沉默了一下，说她到时候自有办法。
没有人知道慈禧的“自有办法”是什么办法。慈禧的这句话后来屡屡被中国的正史和野史所引用，都说是慈禧早已经把迫害维新派的陷阱挖好了，甚至已经安排好了砍变法派人头的刽子手。史料里却没有慈禧一开始反对变法的证据，相反，变法是在慈禧的允许甚至是支持下开始的。
只要变法能够让帝国摆脱目前国土沦丧的尴尬处境，慈禧应该是最盼望变法成功的人，原因是她才是目前这个麻烦不断的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国家的强大和稳固是她的最大利益所在。
年初的时候，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几次给光绪递上的关于帝国政体变革的奏折，光绪都送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史书记载为：“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1页。）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
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了。
6月11日，光绪的变法诏书发表，宣布帝国变法开始。
这一天，光绪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把开始变法的消息告诉慈禧，并且给慈禧又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革经验的宏论。史书这样记载了当时在场人的表现：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读着讲着，慈禧斜倚在床上眯着眼听，批评着，议论着。她感叹过去朝廷也行了许多维新自强的事，但究竟都不如这些书里说得透彻。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主张把这几本折子里的内容大量印刷，大臣小吏人手一本，以习变法。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
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变革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历史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后人描述的那种谋划于密室的刀光剑影。帝国的宫廷和帝国的前途至少在那一瞬间是明亮的。
大清帝国的变革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表《明定国是诏》开始，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力图使国家强大起来的变革运动竟然如此短命，变革的主力——那些帝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的下场竟然如此悲惨，这是包括在初夏和煦的阳光中奔向颐和园的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粗略的统计，“百日维新”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