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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内毕竟还有清醒之人。那个建议皇帝陪同太后到外国游历的礼部六品主事王照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必将造成大祸临头了。王照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于是写了一首诗：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
■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
项城，袁世凯之字。
王照说得不错，确实打草惊蛇了。
9月13日，在慈禧的安排下，荣禄开始大规模向京城周围调动军队。
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的袁世凯忙着拜访各位京官，而他听到的小道消息令他目瞪口呆。京城从来都是盛产小道消息的一个政治城市，连贩夫走卒都能够生动描绘朝廷里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新闻。袁世凯听到的消息包括：六部九卿很快就要全部撤销了，康有为们的“新党”要执掌大权了，维新党要专门设立鬼子衙门请洋人来管理国家，皇帝信奉天主教了，现在的衣服样式要作废了，等等等等。其中有一条消息最让袁世凯不知所措：太后已经下旨意，秋天要和皇上一起到天津检阅部队，太后准备借检阅的机会把皇帝杀了——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康有为们玩弄的一个把戏，给他们的“去太后”寻找的一个不存在的理由。慈禧要是真的想杀皇帝，她仅仅需要一剂砒霜或者是一根丝带，找一个太监就能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她27岁那年杀肃顺等王公大员，杀了之后人们才知道。政治阴谋已经玩得十分熟练的慈禧何须像康有为们所描绘的那样，得兴师动众地跑到天津，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皇帝？这一切仅仅是康有为这样的幼稚文人才能编造出来的。
袁世凯住王府井大街报房胡同法华寺海棠院。
还是这一天，光绪皇帝拿着康有为又以别人的名义写的一份奏折去请示慈禧。这个奏折说“制度局”这个名称有点洋味，大臣们可能听上去不习惯，建议改成“懋勤殿”。史料记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依旧是这一天，康有为接见了他选中的一个刺客：毕永年。此人是湖南会党的首领，谭嗣同的好友。康有为认为，指望袁世凯一个人对付慈禧和荣禄他们还不牢靠，必须再找一个人担任关键的任务：在围颐和园的混乱中，伺机杀掉慈禧。康有为对毕永年说：现在情况危机，太后要在9月的天津阅兵时杀皇上，你说该怎么办？我想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但是皇上手里没有一兵一将。我已经奏请皇上召见袁世凯，但愿事情能成。
还是这天，另一个重要人物到达了北京。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看来京城流传的“设立鬼子衙门”不是空穴来风。伊藤博文，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马关条约的主要谈判者，康有为们的主要“声援”者。他是日本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时已经在中国住了不少时间，与康有为们有过密切的接触，对中国的变革特别“热心”。他是应光绪皇帝的邀请来“游历”的。
伊藤博文的来京，引起了慈禧的“后党”们的极大警惕，他们不知道皇上又要干出什么事情来。因此，荣禄在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名义宴请伊藤博文的宴会上，他惶惶不安，“神色惨沮”，“未遑终席，借事辞去”。荣禄离开宴会就去给慈禧写了秘密奏折，提醒慈禧要格外警惕这个日本人，并建议慈禧在这个准备参与帝国政事的日本人见到皇帝之前采取必要的“行动”。
史书记载道：慈禧借口发难，实由伊藤来华。
洋人们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举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论洋人们怎样在举子上街的时候聚集在东交民巷兴奋地看热闹，无论洋人们怎样暗中鼓动帝国的知识阶层起来造反，但是有一条洋人们心里清清楚楚，那就是这个帝国无论怎样变化都要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帝国主义们并没有武装占领这个帝国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盯着中华帝国的列强都知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不是非洲和美洲，占领和统治东方这样一个古老的帝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帝国主义们需要的是这个帝国能够方便他们的势力扩张，以便于他们更加顺利地开拓东方的巨大市常为此，建议设立制度局的帝国知识分子需要帮助。
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的案头上堆满了康有为们以各种名义写来的奏折，他们力促皇帝将这个日本人留在北京当“顾问”，建议皇帝要“优以礼貌，厚其饩廪”。
其实，无论是康有为和光绪还是慈禧，都把事情看得严重了。伊藤博文没有帮助光绪推翻慈禧统治之意，也没有协助康有为们变革之意，他来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搞清中国与日本和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中日战争之后，中华帝国对俄国亲密起来的倾向是对日本的极大威胁。而伊藤博文之所以对中华帝国的维新派感兴趣，是因为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帝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有一种明显的崇拜和亲和倾向。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天未亮，袁世凯就身着礼服在颐和园门外等候了。天亮起来时，他被太监引进了颐和园玉澜堂。光绪对袁世凯十分亲切，详细询问了有关军事上的问题，然后让他好好训练军队。甚至在袁世凯表示为了迎接皇帝和太后的阅兵他要立即回天津准备的时候，皇帝还劝他在北京多玩几天。召见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但是，袁世凯刚刚回到住所，圣旨就传来了。这个圣旨让袁世凯热泪盈眶，他被任命为候补侍郎，官二品——这绝对是破格提拔。因为，按照帝国的成例，京官比外官高一品，外官内调为京官都需降一级。此时袁世凯是正三品，内调应变更为四品，即使是最得宠的外官也只能是原级不变。袁世凯居然一下子升为二品侍郎就等于是连升两级了。
袁世凯立刻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样的话。为此，他以后顺理成章地被卷入了帝国知识分子变革旋涡中。
袁世凯受到召见的时候，那个名叫毕永年的刺客正和他的好友谭嗣同聊天。谭嗣同说：我以为围颐和园之事不能做，但是康先生执意要做，而且给皇上写了奏折，我也没办法，只有拼一死了。有你在我身边太好了，但不知道康先生怎么使用你？
到了晚上，当康有为得知皇上任命了袁世凯为二品候补侍郎时，他正和梁启超一起吃晚饭。康有为站起来拍案叫绝：“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也！”
康有为回去就对毕永年说：我想让你到袁世凯那里当个参谋，监督袁世凯的行动。毕永年认为他一个人监督不了袁世凯。康有为说：要不，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你率领百人，奉诏把慈禧太后杀了。
袁世凯官升二品，按规矩必须到慈禧处谢恩。袁世凯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在慈禧面前浑身发抖。慈禧这样对他说：“好好练兵是对的。皇上最近做的事，好像太急了点，我觉得有别的意思。下去吧，以后皇上再召见你，你到我这里知会一声。”
紧接着，袁世凯到皇帝处谢恩。光绪皇帝的话令连升两级“惭愧万分”的他头皮一炸。皇帝说：“你练兵、办学堂都甚好。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各的事。”
袁世凯有点慌了，他现在才觉得自己的处境似乎很危险。他想把皇帝的任命辞了，但是又不敢。想了很久，他给远在南方的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意思是，他要向皇上保举张之洞，让张之洞来北京“主持新政”。袁世凯本是想通过这封电报试探一下老练的张之洞的反应，同时，如果张之洞真的来京，一旦有什么变故，也可有一个依靠。谁知道，张之洞的回电立刻到了，而且就短短几行字：“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张之洞的回电清楚地表明袁世凯已经掉进一个万分危险的政治陷阱里了。
1898年9月18日，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18日上午，光绪皇帝接到候选郎中陈时政的奏折，建议皇帝接见伊藤博文：“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陈时政：《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立即批复同意召见，时间定在20日。
当天，军机处就把光绪的批复连同陈时政的原奏折一齐递给了慈禧。
与此同时，庆亲王奕劻、端亲王载漪也到达了颐和园。他们告诉慈禧，现在时局千钧一发，如果等到皇上召见了这个日本人，“中国的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一天傍晚的时候，光绪任命的四个年轻宰相中的杨锐和林旭两人找到了康有为，出示了光绪皇帝托他们分别带出的“密诏”。杨锐手中的密诏是皇上赐给四位宰相的：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企望之至。（《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2页。）而林旭带出的密诏则是光绪皇帝特别赐给康有为的：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7页。）光绪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曾令康有为到上海去督办《时务报》，康有为没有去。现在，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读到密诏，跪在地上“痛哭不成声”。
哭完了，谭嗣同受命出发去法华寺，找袁世凯，准备实施围颐和园刺杀慈禧和荣禄的计划。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