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妄行乞请，无足深责。”英国人虽因“蛮荒”而不懂礼仪，但不远万里前来臣服进贡，于是，即使不双膝跪地，皇恩浩荡也可免罪了。但是，英国人还是被中国皇帝的排场吓坏了。陈康祺《郎歉记闻》中记载道：“乾隆癸丑西洋英咭利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英国人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在了中华帝国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上。（《外交小史》：《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75页。）时间仅仅过去了107年，法国医生多德福不但被容许给帝国的皇帝“体检”，而且还亲手脱掉了帝国皇帝的衣服。这一事件因其荒唐地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而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外来势力如此强横粗暴地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公开侮辱一个国家的现政权以及它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会招致最强烈的抗议，招致使用战争这种人类为了雪耻而发明的极端手段之外，几乎别无其他的结果——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发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血腥的、残酷的和悲惨的事件，究其发生的最初始因和发展的基本原由，无不源于一个词汇：尊严。况且，中国人历来是格外看重“尊严”的。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讲，无论是属于祖宗的过去、属于自己的现在，还是属于子孙的将来，在所有光阴岁月中的所有苦难屈辱中，再没有什么比“丢面子”更令中国人以为是严重的事件了。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开始对中国人将他们称之为“夷”不再忍气吞声，洋人有胆量要求中国人对他们放尊重一点了。于是，1860年，在洋枪洋炮的威胁下，洋人逼迫大清帝国的官员与他们签订意在维护洋人在华利益的条约的时候，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这个字迫不及待地、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南京条约》中——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而制定一条专门的外交条款，这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于是帝国政府被逼无奈而改口，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来往中一律使用“洋人”这个词。
“洋人”这个中文词汇的字面含义是：从海洋上漂流而来的人。这本是一个典型的中性词汇。洋人以为用白纸黑字形成双方签订的外交文件就可以得到尊严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情。因为洋人们越对这个字眼敏感而计较，反而越能让中国人感觉良好。于是，在大臣们给朝廷的奏折中，在帝国臣民百姓的言语中，不但原来称呼洋人为“夷”的中国人依旧用“夷”字，原来对洋人不使用“夷”字的中国人也改称“夷”了，而且无论含义还是口气里，一律添加了一层深深的鄙视和恶狠狠。当然，还有一点儿我说了你也听不见的狡狯的乐趣。
中国人终于见识了洋人。自1840年虎门水域外的几艘英国舰船向中国开了炮，这个古老帝国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了。都说西方势力企图占领中华帝国的市场，破坏了这个帝国古老的手工业，其实并没能完全破坏。马克思把棉纱的输入当做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发端，但是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帝国里，洋人输入的棉纱根本没有市场，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穿不起细洋布。在光线昏暗的房舍里，在阳光灿烂的场院上，中国百姓自己造的木制纺车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在吱呀吱呀地旋转不停。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兴奋地给国内的供货商写信，说只要每一个中国人拥有一套睡袍，每一户中国家庭拥有一套用餐的刀叉和一架钢琴，这个市场就足以让所有的英国人过上女皇般的生活。但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很快就给了英国商人以绝望的打击，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中国人睡觉时不穿什么衣服，吃饭时也不讲究使用什么餐具把食物送到嘴里。至于钢琴，即便中国有人有幸看见过这个洋东西，也不过认为与普通桌子的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被什么风暴轻易颠覆的国家，中国人不是一个容易被其他文化影响的种族。
19世纪，英国商人在中华帝国中最成功的商业操作只有一项，那就是鸦片的输入。这个帝国的人民接受鸦片的速度甚至出乎了英国商人的预料。开始还是在舰队掩护下进行的提心吊胆的走私活动，可是没过多久，守海防的关天培大人自杀了，抓走私的林则徐大人发配了。于是，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帝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几乎找不到没有鸦片存在的城镇和乡村了。从吸食发展到种植，在帝国政府无法真正实施威严的西南边陲的碧绿山野中，鲜艳灿烂的罂粟花在向阳的陡坡上开始满山遍野地怒放，在东方的蓝天白云之下呈现出一种令人迷惑的美艳。
除此之外，对洋人对这个帝国所做的一切，包括1899年12月里这个阴暗的早晨所发生的怪事，中国人似乎并没有特别地在意。混杂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的几个洋人实在是太稀少了，提到他们，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表现出一种鄙视的神情：洋人？您说的是鬼子么？
3、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
还是这一天，中午时分。从云层的缝隙中射出来的冬日的阳光照耀在北京城里一座叫做“贤良寺”的庙宇顶上。这是一座看上去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宗教建筑没有什么不同的庙宇，但是，贤良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华帝国政治的一个敏感之处，因为它是一座可供外省封疆大臣进京时暂住的旅馆，还是那些家眷在外省但本人在京城做官的大员们长期当做官邸的地方。
冬日的阳光下，帝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官员正站在贤良寺的门廊内迎接英国公使的到来。这位白胡子的老人因为刚刚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而名声远播。
李鸿章今天的心情还可以，因为担负帝国战败责任的他被解除职务后，就在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皇宫的时候，又得到了重新任命的诏书——到距离京城极其遥远的南方任两广总督。和绝大多数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也是读书人出身，在外国列强第一次用火炮和毒品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孤独与宁静的1840年，他通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初级考试而成为秀才。七年之后，把中国经典诵记得滚瓜烂熟的他通过了帝国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名列第三甲第十三名进士——凡是通过这一级考试的文人都有机会走向官常英国公使窦纳尔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并且说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但是，在酒宴上，窦公使突如其来地、毫不掩饰地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时候，窦纳尔注视着中华帝国这位最著名的官员的脸，他试图在这张脸上看到哪怕是丝毫的反应，因为皇帝的更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最重大的事件，尤其是对于朝廷中的官员。但是，英国公使看见的是一张没有任何异样的脸。李鸿章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态度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怎样，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
窦纳尔对李鸿章的反应感到困惑。其实，自他踏上这个古老的帝国时起，中国人的所思所言无不令他困惑。临走的时候，窦纳尔在门口板起面孔盯着李鸿章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任何别的什么人。
李鸿章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彬彬有礼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可能出现巨大政治动荡的前夕，竟然能对国家的前途如此冷漠，尤其是对整个西方对这个帝国的严厉态度如此漠视，窦纳尔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吃惊和失落。
怀着这种心情，窦纳尔坐在中国的轿子里，行进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个英国人掀开轿帘，看见的是塞满了人的熙熙攘攘的街景，他不禁联想到他在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看到的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题目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中国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方人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著述中，那些“平静富庶的国土”、“乐观幽默的东方民族”和“金色盘龙下的温文尔雅的子民”等等温暖的语句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中国人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仿佛是世界上一块最稀奇古怪的土地上的一群性格最稀奇古怪的人。
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在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是这样描述的：“中国人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打斗中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球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像是在与外界的世界捉迷藏。”更为奇特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形成这样反常的习惯，把前额的头发剃光，听任明显应该保护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脑后则一律拖着一条发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页。）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变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人”。
中国人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尽管机械钟表的发明已经有了5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人仍少有钟表。他们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而“时辰”的概念十分模糊，仅指一天的十二分之一，且从一个时辰到另外一个时辰之间没有明确的标示。中国人的衣服没有口袋，宽松的腰身裁剪掩盖着所有人身体的一切曲线。中国人的屋子里很冷，纸窗根本没有御寒的功能，但他们依然人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中国人养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