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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关于外国传教士的魔鬼行径在中国越传越广。为此，曾国藩曾在给朝廷上一份奏折专门“辟谣”：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二《曾文正公奏天津教案答□□□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152～154页。）帝国重臣的一纸奏折抵挡不住中国众多张嘴传来传去。“天津教案”之后，各地教案不但频发，而且往往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中国人称之为“闹教”。仅摘当时《申报》数条新闻题目便可见“闹教”形势之一斑：《闹教之案次第而兴，如芜湖，如安庆，如金陵》，《今年教堂滋闹之事层见迭出》，《闹教一案，蔓延长江一带，更延及内地》，《房屋财产悉付劫灰，更有伤毙人命之事，历来有闹教之案，从无此烈》。
一张匿名的“告示”出现在江西各地，名为《扑灭异端邪教公启》，令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无不心惊胆战：江西阖省士民耆庶，为公立议约事：照得外夷和议，愿为通商牟利，我天朝皇帝，念其奔走跋涉，曲允其请，以示怀柔远人之意。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注：前者为法国传教士，后者为中国教民。）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殊感痛憾。本年二月，经阖省义民，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正欲诛殛罗、方两贼，惜彼先期逃遁。近闻他赴京控诉，怂恿他国领事官来文，胆敢问我抚台大人，要赔还银七万两……为此遍告同人，共伸义愤。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响应，锄头扁担尽做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杀死一个，偿尔一命。杀死十个，偿尔十命。其有中国人投习彼教者，经各乡族长查出，不必禀官，共同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4～35页。）如此同仇敌忾的文字所描绘的连同老人孩子在内的帝国农民们高举着各种农具漫山遍野杀来的景象，预示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们距离灭顶之灾已经为期不远了。
3、肚子里的气和云彩里的雨
义和团乩语：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
不信神，忘祖仙。
男五伦，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
鬼子眼球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
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会，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路，拔线杆，
紧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洋人们认为，汉语中有一个字最难解释明白，英语将其委婉地翻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汉字就是“生气”、“气愤”或者“气概”的“气”。
帝国农民的肚子里充满了“气”。他们同时认为，他们的“神”的肚子里同样也充满了“气”。尽管没有一个帝国的农民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神”是谁或者是什么。
说帝国的“神”发怒了，不如说是帝国的农民发怒了。帝国的农民就是威力巨大的中国“神”。
农民问题是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中华帝国从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时起，就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千百年来，无论马力多么大的蒸汽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帝国内，90％以上的人口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如果说这个体积巨大的帝国是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物，帝国的农民就是这座建筑物的地基。
但是，这个地基是一层松散的沙土层。
广袤的帝国土地上遍布着农民的村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细碎的梯田，光脊梁的壮年、树阴下的老人、石磨边的女人，肮脏简陋的农舍里昏暗之处因为饥饿而啼哭的孩子，即使春天有牵牛花开放，花阴下窝着的狗依旧无精打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来帝国村落的景色不变。
帝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认真计较的人，也是最提心吊胆的人，他们可以为了一根干枯的庄稼秆而争吵，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困的生活使他们必须如此。帝国的农民时刻担心着他们没有力量抗拒所有的力量：扬着下巴的官员、行踪不定的土匪、说一不二的村霸和反复无常的气候。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类似“国家”或者“集体”的概念，因为只要交纳了赋税，“国家”和“集体”就把他们忘干净了。不管向他们收赋税的是什么人，帝国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皇帝是谁并不是笑话。土地极度辽阔和个体经营方式使帝国农民的松散程度曾经令许多外国学者感到不可思议。
19世纪末，帝国官员的数量和他们应该管理的人口数量不成比例，尽管帝国的上层衙门人浮于事结构臃肿，但是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官府编制却极其精练。帝国的近代史料中，常见有县、乡衙门称谓牌子的记载，而没有按时“上班”的官员的花名册。于是，帝国的许多农民一辈子也没见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帝国的农民自己“管理”着自己。乡村里的富户们依仗财大气粗制定出的夹杂着风俗、神话和巫术的“乡规”，将帝国的农民禁锢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瘠的狭窄空间之内。帝国农民的生存需求普遍维持在生命需要的最低点上，他们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勤俭最耐劳的种群。他们没有遗漏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吃下去不会中毒死亡的东西，田野中的各种野菜、河沟里小手指大小的鱼、海滩上纽扣大小的贝类，全都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枯草和小树枝被老人和妇女小心地拾起来当做燃料，收割庄稼的时候，孩子们几乎趴在地上将散落的粮食颗粒拾起。中国的烹调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对于帝国的农民而言，是肚子而不是口味决定着他们吃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奢望吃饱。
帝国大厦的地基是流沙。因为帝国最广大的农民世代依靠着最偶然、最渺茫、最不定的因素生存着，那就是：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所以，任何一个异常因素的影响——雨下少了，风刮大了，虫子多了，兵荒马乱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便会摇摇欲坠。
尽管中华帝国的疆土横跨地球上最适于耕种的气候带，但大自然却似乎从来没有格外关照过这个人口最多、最需要粮食的国家。帝国农民敬仰的老天爷在管理天气上和这个帝国政府执行其职能一样，常常一塌糊涂。
帝国的晚期，好像要验证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关于朝代没落同“天象凶险”有关的观念一样，自然灾害中的水、旱、风、虫、疫、霜、雪、火接二连三地降临了。晚清后50年里，仅见于官方记载的受灾地域就闭达18111万州县次，具体到一个省，如直隶，受灾的村庄达到20万个。在所有的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严重。晚清后50年里，中国全国发生水灾达236次，海河流域涉及的受灾地域达3237州县次，每年平均有40个州县淹没在浑浊的洪水里。长江流域也连年洪水泛滥。而“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流经中华帝国腹部的黄河，是这个星球上最古怪的河流。它是哺育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同时也是扼杀人类生命的最凶残的凶手。它那独一无二的金黄色河水冲击出太平洋西岸的大平原后，两岸脆弱的河堤因抵挡不住年年抬升的汹涌河水而一次又一次地溃决。晚清末期，这条大河平均两年便大规模决口一次，有的年份一年决口数次。开封西北三十里堡黄河堤防的一次决口瞬间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没，数百万人失去生命。1898年6月，黄河在山东东阿县决口，附近的数县一片汪洋。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本年黄河水之大，雨水之多，为数十年未有，而灾情之重，灾区之广，亦为近数十年所罕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第231期，中华书局，第17页。）然而，对19世纪末帝国农民的生存威胁最大的还是旱灾。那一段时间，全国连续发生的大旱达140次，就连湖泊纵横、河流密布的帝国的南方也频频告急：江山县大旱，河流枯竭；镇海县大旱，舟楫不通；萧山县大旱，河床裸露；镇河县大旱，稼禾尽焦；四川连续发生“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饿殍，惨绝人寰。更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帝国的北方，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受灾面积之广、灾民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河南“自春至夏，雨泽逾期，旱象日见”，山东“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无处不旱，“待赈饥民逾六百万之众”。陕西渭河流域40个县受灾，“死亡枕藉”。
靠天维生的帝国农民的生命极其脆弱，天若数月不下雨，他们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后几十年因为天灾死亡的农民的数字无从查考，但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