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洋人的玩意儿定会伤风败俗。
电灯——中国人最初看见电灯的反应是充满恐惧：“创议之初，华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徐珂《清稗类钞》第12册《电话器电灯》，第6038页。）但是，没过多久中国人又喜欢上了电灯。洋人在街上竖起了几盏灯，中国人上街欣赏。1882年11月7日《申报》载《论电气灯之用》一文这样报道：“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无秉烛之劳，游观灯之乐。行者，止者，坐于榻，倚于栏者，目笑而耳语者，口讲而指画者，洵可谓举国若狂矣。”（《申报》1882年11月7日《论电气灯之用》。）眼镜——在中国人眼里，眼镜第一位的功能不是纠正视力，而是一种新奇的时髦装饰。《清稗类钞》记载：“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第6219～6220页。）让中国人惊讶的还有西洋的照相术。1885年王韬日记记述：“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王韬日记》1858年10月25日，第23页。）1883年《申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把目前政府选拔官吏时被选拔者必须亲自到京接受“验明正身”的制度，改为政府查看被选拔者的照片即可，说这样可以杜绝官场上的行贿受贿现象。结果，一个参加选拔的候补官员认为既然让交照片，交上一张就是了，于是在街上买了一张洋人印刷的美女照片送了上去，奇怪的是，他被帝国政府选中了。（《汪穰卿笔记》曰：“某部试录事，试日，印结之外需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检之，乃有一女照片，大惊，然其人已取矣。复试日，俟其人至诘之，直认为彼所交者，且曰：吾平生未照相，而此间乃须此，期又迫，姑购诸肆，乌知其为男欤女欤！”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39～40页。）洋车的输入，令中国人的情绪更加复杂。1874年中国报纸就有广告：“有外国小车出赁”，“格外奇巧，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雇用”。所谓“外国小车”，就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人力车，中国人俗称“洋车”。此车胶皮两轮，需人拉，车夫快跑如飞，风雨无误，百年之内一直是中国城市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来到中国的洋人无不坐此洋车。中国从此多了一个平民行业，此行业百年来养活了不少中国贫民，还养活了不少靠卖文度日的中国文人——那些乘坐洋车的洋人指路时用文明棍敲中国车夫的毡帽，催促车速时则用脚踹中国车夫的后脊梁，此种种帝国主义行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描不完写不尽的伤感素材。
洋人无论如何是低贱的，他们就是把中国车夫的洋车砸了，中国人在骨子里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中国著名的一部话剧中的著名的一句台词可以为证：以装神弄鬼为业的穷极潦倒者唐铁嘴在向国人演示他是如何把英国人制造的海洛因放在日本人生产的松软的烟卷中时说：“东洋的烟卷，大英国的白面，洋人们一块儿侍候我一个，这不是福气？”——这部著名的话剧就是在中国久演不衰的《茶馆》。
从帝国的官员到帝国的农民，他们对洋人鄙视的观点惊人的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因此，对于洋人的一切，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剔除的。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的摔伤“豁然痊愈”。同样不愿意“侍候洋人”的帝国官员是另一个需在总理衙门“上班”的邓承修，他上奏朝廷坚决要求免去自己的职务，说他“宁愿战死疆潮也不愿意和洋人打交道。大学士徐桐——以后帝国悲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的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自己府邸的大门用砖头堵上了，并在门上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以鬼为邻。1860年，洋人的军队攻打北京，亲王僧格林沁把联军的代表二十多人骗到他的衙门府里捆了起来，三天不给饮食，审问的时候发出手谕，让百姓自由前来观看。帝国的官员们官服整齐，脖子上挂着朝珠，左右卫兵均挎刀执戈，再把洋犯人带上堂来。联军的代表刚提出抗议，僧格林沁亲王就用热烟袋锅子敲洋人的脑袋，让洋人按照“天朝制度”跪下。这20个洋人的枪支、勋章和马鞍等物件，被亲王一一“缴获”运往颐和园展览，展览的地点是一个叫做“光明正大殿的殿堂。
中国民间对于“侍候”洋人的中国人也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中国人认为，“通晓洋务者”多是些“市井无赖”，凡是充当驻外大使的中国人都是“令人齿冷”的没有骨气之人。《清代野史》记载，某君奉命出使外国，有人质问：“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他出发离乡的时候，观望的乡亲们议论道：“什么钦差，汉奸而已！”一个官员跟随帝国驻俄大使出使，临行时亲友们为他饯行，宴会上这个官员竟然“向之垂泪”，说此宴会“无异于易水送荆轲”。郭嵩焘是帝国外交史上著名的驻外大使，当年他奉命出使英国时需要招募十几个随从，举国竟然没有一人报名。他从英国卸任回来，乘船返回湖南家乡探亲，“湘人见闻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于是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外交小史》之《清流党之外交观》，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80页。）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一个回到国内的驻外大使不但应该受到严厉的声讨，而且连他乘坐过的船也要被烧毁，他简直就不是中国人了，而是一个思想沉沦、道德尽丧，并且携带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对于帝国的农民来讲，他们看到的洋人仅仅限于外国的传教士。
19世纪末，在中华帝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约有三千二百多人，建立教区四十多个，教会六十多个，入教的中国教民达八十多万人。这八十多万教民入教的原因几乎都涉及吃饭的问题。但是，中国教民中也确实有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动机有点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势力，所以认为只要入了外国的教会，当上“上帝”的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山东郯县神山堡有个做小生意的农民叫做杨清贤，他解雇了他的一个行为不轨的小伙计王方凯，王方凯随即入了洋教，从此到处欺压百姓抢吃骗喝。为了报被解雇之仇，他把杨清贤的一头驴推到井里淹死了。杨清贤告到县衙门，因为证据明确，县衙门把王方凯拘捕了。谁知道，县令还没来得及审问，传教士戈卫德就找上了衙门，说衙门抓的是“他们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诚的基督徒放了”。县令立即把王方凯“无条件释放”了。杨清贤到县衙门责问，县令说：“没有办法，硬不过洋人。”杨清贤问：“我的驴怎么办？”县令说：“你看着办吧。”杨清贤回到村里时，王方凯正带着一伙教民拿着棍棒堵在村口谩骂，于是杨清贤就“看着办”了：他找到义和团，一把火烧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
类似事件在山东、河北两省屡见不鲜。史料统称为“民教不合”。所谓“民教不合”，实际上就是教会和不信西方宗教的帝国农民的冲突。因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传教士，都享有“治外法权”，即使触犯了中国的刑律，帝国的各级政府也无权过问，一律得交给教堂处理。而被称做“二毛子”的中国教民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在教会的袒护下，犹如洋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特权。于是，在义和团已经形成势力的时候，帝国的农民们要“灭”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
无论今天的学者们如何评价农民们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到处造反的行为，在那段历史中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那就是外国列强对帝国领土的公开侵犯和对帝国尊严的公开侮辱激起了帝国民众的广泛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
1900年，激起帝国农民愤怒的是德国人。
19世纪的结束，同时也是英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世界各国军事能力的发展，“日不落帝国”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力量了。非洲正在进行着“布尔战争”，英国官兵被当地的土著农民打得到处躲藏；而在那些已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托管”地，殖民地管理的混乱和当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现的水灾和教派之间的冲突、经济濒临崩溃的西印度群岛、热病流行的尼日尔地区以及乌干达、埃及、苏丹、锡兰、新加坡、香港，还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群岛等等——英国人把象征欧洲文明的铁路和桥梁带去了，但是，几乎所有“托管”地内的农民依旧在延续着他们原始的耕种、打鱼和采椰子的生活方式。“日不落帝国”走向下坡的趋势已经显露，这让所有的西方人都感到幸灾乐祸。
德国人感觉良好。就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讲，德国的工业产值为世界第三，全球贸易额为世界第二。德国国会刚刚拒绝了英国首相“建立英德军事联盟”的建议，原因除了德国公众对英国的普遍敌意之外，还有德国国会议员们“暴风雨般的抗议”。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快发展海军舰队的法案，“以使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这个法案向全世界宣布了德国人决心主宰世界的决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德国在争夺中国方面不能落到别的国家后面！”——德国皇帝明确地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