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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反驳道：既然中国人星纬、图谶等书莫不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请我们西人来中国传授天文地理知识？如果说矿产的发现是靠风水，那么我们西方国家每年都发现和挖掘那么多的矿产，难道是我们更懂得风水不成？
只有一个中国人写的文章写得倒是实事求是一些。文章说，所谓风水，中国的“十三经”中根本没有论述，因此，“不经之言，不足信也。”中国的衙门官员竟然以风水之说阻止矿业，实在有些荒谬。什么是中国的风水？指的是阳间的屋子和阴间的坟墓而已——“风水之说，大端有二，曰阳宅，曰阴宅。阳宅则居屋是也，阴宅则坟墓是也。”
原来这么简单。
自然万物是有生命的，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拥有的观念。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不同的是，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然的精灵们是一群快乐美丽的年轻生命，它们在森林的空地上和山涧的溪流边跳舞唱歌，皎洁的月光明亮地照射着它们的笑容。而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神灵，是一个老者，灰色的胡须，细密的皱纹，德高望重，俯视人间的一切。这个老者就是祖先的化身，或者是祖先灵魂的化身。在他的身上，集合着中国人企图观察这个世界和改变自己命运的种种传说故事。除了这个老者之外，自然中还有许多魔鬼。这些邪恶的东西在山间徘徊，伺机伤害人类。慈悲的祖先与邪恶的魔鬼时时对抗着，冥冥中的力量时刻支配着人间的命运，或者带来灾祸，或者带来丰收——而是否有福气，就要取决于活着的人对祖先的灵魂的景仰程度和虔诚程度了。
许多中国人认为，阴间的鬼怪不知悄悄潜伏在何处，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它的陷阱。识破陷阱需要专门的知识，为此在中国产生了一批专业从事“风水”的人。他们不但可以听到祖先灵魂的某些告诫，可以识破邪恶力量的某些阴谋，并且还具有“扭转乾坤”的本领。一个村庄流行疾病可能就是因为风水不好，如果根据风水先生的指点，在村头挖一个大坑，就可以使村庄里的人病体康复。一座住宅里出了凶杀案，风水先生立刻能发现其原因所在：住宅的大门朝向不对。于是，把这个大门封上，在另外一个方向上重新开一个大门，这座住宅的“邪气”就被“破”了。洋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状：中国农村的房屋几乎都是一个样式，几乎都一般高，经过询问才知道，高的房屋会给低的房屋带来风水上的影响，如果谁在盖房屋时考虑不周，很可能招致麻烦甚至官司。
19世纪末，整个中华帝国纷纷指责洋人破坏了中国风水，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贫苦的农民请求义和团兄弟帮助他拆毁“坏了他家风水”的东西——一条正好从他家的屋顶上通过的电线。但是，义和团的弟兄们正要动手，这个农民的妻子生产了，并且一胎生下了两个男孩儿！于是，这个农民立即奋不顾身地阻止了拆毁他家屋顶上的电线的行为，理由很简单：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男孩儿，而这是风水不好的缘故，现在也许是这条电线的通过改变了他家原来不好的风水。更奇特的是，他的“幸运”立即引起了其他农民的羡慕，讲究实际的帝国农民停止了拆卸电线的“工作”，纷纷向负责施工的外国工程师提出要求，请洋人把电线架在自己家的房顶上。
帝国的农民们相信：风水是一种和现实生命有着密切关联的力量，是一种和死者有着令人恐惧的深远联系的力量。坟墓是祖先灵魂的住所，而风水和坟墓共存，那么，风水和祖先的灵魂也是一回事。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就无法解释的事情，那么在愚昧的黑暗中痛苦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帝国的农民，就只有相信风水这种根本就不存在的力量了。
还是洋人们征集稿件谈论中国风水问题的时候，有个山东籍的中国人对这样的讨论感到很愤怒。他显然是个曾经出过国门的有见识的人，因此他痛恨中国人生活的沉闷和落后：现在各外国太平，百姓兴旺，足食、足衣、足用，精究天文地理等学，开发各矿，造成铁路、火轮车船、千里电报、火轮机杼，种种有名器具，皆用水、用火、用电以代人力。而且饮食一年精细一年，衣服一年华丽一年，器用一年便宜一年，屋宇一年高敞一年，人则一年快活一年。惟华人拘守旧辙，不能翻新，山珍海宝置于无用，所有一切机巧器用，千百年来未有新出，而天文地理等学更未有突过前人者……按中国诸业俱无努力前进之意，质之天心，宜乎不宜？（《上海新报》1866年9月17日。）一百年前的质问振聋发聩。
义和团的农民们虔诚地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扭转令人极度失望的生活状况，就是为了使妻儿老小不再饥饿哭号，就是为了祖先不再为他们的无能和懦弱而感到羞愧，就是为了在呐喊和流血中释放压抑了无数代的勇气和力气。
然而，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真正地“一年快活一年”？
8、“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袁世凯接到“署山东巡抚”的谕旨时，心情极其复杂。在这个谕旨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奖”：赏赐“在西苑门骑马”。这对在外省任职的官员来讲，绝对是极大的喜讯。一省巡抚，二品大员，帝国地方官员的最高职位，帝国的封疆大臣，这个官职所能带来荣耀、权力、财富以及所有能够想到和想不到的好处，会令所有盼望任命和升迁的帝国各级官员梦寐以求。野史和民间议论都说袁世凯因为在戊戌年间把康有为一伙人的“革命”计划告诉了慈禧而得到慈禧的重用。其实，从戊戌到如今的一年间，袁世凯一直在天津小站练新军，不但没有任何升官发财的迹象，连北京都没有进过一次。这个任命似乎是袁世凯时来运转的时刻，但是，即使已经坐在巡抚的官轿里前呼后拥地去上任的时候，他心里还是不那么踏实，就是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朝廷谕旨全文是这样的：“命毓贤来京陛见。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这道谕旨的措辞是微妙的。
毓贤被解除山东巡抚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毓贤镇压义和团不力。其实，毓贤对山东造反农民的态度十分明确：不是镇压不力，而是怂恿和支持。这一点在朝廷训斥毓贤的谕旨上可以看出来：“纯系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不得力，巡抚毓贤固执己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即查明各种会匪名目，言行禁止，以靖地方。”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义和团是“匪”，要坚决严厉地予以镇压，而解除毓贤的职务，就是因为毓贤“意存偏袒”，引起了洋人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抗议，山东的局势也越演越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处分巡抚毓贤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点没有人会感到奇怪，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毓贤被解除了职务，但是并没有见到朝廷下达关于如何处置毓贤的谕旨，见到的只是“命毓贤来京陛见”这句话。作为在帝国官场上混了多年的袁世凯，对“来京陛见”这样的措辞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对于外省官员来讲，这是个该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事——这是当面向皇上“汇报工作”的意思。毫无例外，这个“来京陛见”的官员必将另外受到特别的重用。
那么，对于义和团这些造反的农民，是应该采取坚决镇压的方式？还是应该走毓贤的老路？朝廷对义和团到底是什么态度？具体地说，慈禧老佛爷到底想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
这个问题即使是一念之差，也关系到袁世凯今后的生死荣衰。
一向被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并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脖子上长了个狡猾伶俐的脑袋瓜子的官场老手袁世凯，现在糊涂了。
而且，在任命他为山东巡抚时，前面还多了个“署”字，在帝国的官方语言中，这是“代理”的意思。也就是说，这还不是正式的任命，封疆大臣能不能做，还得看他在山东的表现，具体地说，要看他在对待义和团这个目前帝国最棘手的问题上的表现。
袁世凯率领的是一支全部装备了西洋枪炮、人数达7000人的帝国最精良的部队。因为弄不清楚朝廷的意思，这支队伍跟在他的身后缓慢地行军。袁世凯是在等待朝廷进一步的指示。果然，朝廷的谕旨连续不断地到达，但是，看了谕旨的袁世凯更加糊涂了。
谕旨一：山东民教失和，命袁世凯持平办理。——“持平”是什么意思？平均着镇压？各打五十大板？
谕旨二：以拳民聚众滋事，命袁世凯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亦应该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既要“示以兵威”，又“不可一意剿击”，还要“分别办理”，怎么可能同时做到呢？
谕旨三：以山东民心未定，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不可一味操切”，是不是说，得等一等看一看？“民心未定”，是不是说义和团是“我”是“敌”还没有最后确定？
帝国政府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前后矛盾以及延续到1901年的反反复复、出尔反尔——逼真得如同那个叫做慈禧的老女人的性格——这无异于把一个巨大国家的政治命运当成了自家后院里的妯娌吵架婆媳不和，当成了一群智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的一次大喊大叫的游戏。而最悲惨的结局最终是要降落在那些农民的身上，那些待在家里活不下去，出来闯荡同样活不了多久的农民。
袁世凯还没到达山东境内，就接到了探子的报告。那个支持义和团造反并且亲自下令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前山东巡抚毓贤，正奔走于北京的各个王府之间，到处表演义和团的“神功”，据说他当众“生吞了两条活鱼”，并且说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