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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仇”就是“国仇”。于是，某个人的个人命运就会影响抑或可能导致整个帝国的兴盛或者危机。
西方人一直认为自己的“个人主义”优于中国的“大家庭主义”，其实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与生俱来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家庭”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个人”过。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国家政治中，每个人都将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统交织而成的契约，这个不会被时光割断的契约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因此，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中国人一向耻与谈及“私有财产”和“个人价值”，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私产”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个国家——至少对帝国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如此。
于是，中华帝国的官员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某一个家族负责，而对这家族的负责就等同于对整个国家负责。同时，由于官员阶层扯不断的家族血统关系，所以官员们的所有行为也是在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也等同于为国家政权负责——中华帝国历史上官僚们的个人悲喜剧，几乎都是同一样的模式：或者因为得宠于“家长”而飞黄腾达，或者因为冒犯了“家长”而满门抄斩。这样的模式被中国的所有文学艺术当成绝对的骨干情节，弄得一个泱泱帝国的形象永远像夫妻失和婆媳斗嘴的张家堂屋或李家后院，弄得一部中华帝国的历史永远如同一本只记录着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的琐碎日子的流水账。
中国人依赖和依附于家庭，因此，正如中国人对个人家庭的烦恼时不时要发些牢骚一样，中国人发国家牢骚的民风也是世代相传举世无双。而且，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的历史，他们评点起国事来如数家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中华帝国的臣民对皇族“家长”式的统治更心安理得、更津津乐道、更心存依赖的了。这是也许是解释中华帝国的历史之所以苦难连绵的切入点之一。
大清帝国，从开国到完结，历代皇室的名字是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其中“载”字辈们统治的年代，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痛苦的年代。
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没有比决定一国统治者的人选更“国事”的事情了。
1900年的元旦前夕，当慈禧太后决定废除光绪皇帝的时候，大清帝国的这位一国之君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勇气。除了皇帝本身的软弱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家事”！在中国，尽管你是皇帝，但是你只要不是“家长”，你就没有决定什么的权力。
当皇宫里开始议论废帝立储的时候，皇亲“载”字辈们都激动万分，因为接替光绪皇帝帝位的人选是端郡王载漪14岁的儿子，这就意味着“载”字辈的皇亲中，载漪的一支即将开始兴旺发达了。慈禧太后让给即将下台的现任皇帝封个名号，已经当上皇储的老师且同样沉浸在飞黄腾达的激动中的大学士徐桐迫不及待地主张给光绪封个“昏德公”的名号。这是对现任皇帝的公开侮辱，而光绪皇帝就在现常这时，端郡王载漪的弟弟载澜看了光绪一眼，发现这个皇帝“神情恍惚，宛如梦中。”而当现场的汉族大臣们对徐桐的做法表示反对和愤慨的时候，一直默不作声的慈禧突然开口说话了，语气缓慢而低沉，但字字清晰，她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召你们来不过为体面而已！
理应比满族皇族对儒家精髓理解得更深刻的汉大臣们，听到这句话之后，由于羞愧和恐惧个个面红耳赤，战栗不已。
慈禧的话是诠释帝国政治的绝妙经典，几乎可以解释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
6月，京城初夏，阳光明媚。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天空明朗了起来。几场暖雨把蒙了一层灰尘的树叶洗刷干净，帝国北方各种长满小叶子的树木树影婆娑，枝繁叶茂，色调沉重的帝都到处镶嵌着鲜嫩的绿色。杨柳的花絮刚刚飞过，槐花浓郁的香气依旧在空气中残留。平民院子里的石榴花蕾已经绽出深红的颜色，而宫廷里的池塘也绣上了斑斓的浮萍。虽然端午节已过，但是租船饮酒的八旗子弟仍留恋在东便门外二闸附近的河面上，他们弹着三弦，摇着八角鼓，唱着单弦岔曲：五月端午，街前卖神符，女儿节令，女儿节令把那雄黄酒来沽。
樱桃桑葚，粽子五毒，
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端树。
一支支艾叶菖蒲悬门户，
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
姑娘们鬓边斜簪的是（那个）五彩灵蝠。
京城里的人认为，“善正月，恶五月”。五月里天清气朗，但是容易闹鬼。于是，进入农历五月后，家家都在门上贴钟馗像。钟馗具体是一个什么人物，很难考证，但据说是唐朝人，因为参加朝廷的武举考试没有被录取而愤然死去。死后“托梦”大唐皇帝，说他决心“灭除天下妖孽”。从梦中醒来的皇帝于是让画工吴道子画出钟馗的人像，贴于门壁，用以避鬼。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平民出身的男子即使没有“功名”，甚至就是死了，也要尽保卫皇帝的天职，因为他是皇帝的“子民”——这个中国词汇的意思是：对于统治者而言，任何一个中国人生来就有双重身份：儿子和臣民。但是，一个中国男人考试落第和天下的“妖孽”之间存在着什么逻辑关系，似乎一下子就说不清楚了，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心照不宣。
数百年来，中国人就一直在一年中的某一特定的时辰里，把这个戴着武官帽子、涂着戏剧脸谱、面容凶恶的汉子像贴在自家的大门之上。粗糙的画像贴上去的时候，钟馗没有眼球，懵懵懂懂的样子。半夜子时，月黑风高，人们悄悄出门，用鸡血给钟馗画像点上眼睛，北京人称为“朱砂判儿”。鲜红的眼球使这个汉子立即显示出万分冲动的神情，从此情绪古怪地站在每家每户的大门口。无论对前世英豪还是对传说人物，中国人所能表示的最大敬重是给他们封一个官职，他们给唐朝武举落第的钟馗封的是“判官”——中国人心目中奔走于阴间阳间负责联络的官员，这个掌握着生杀权力的官员的办公用具不是刑具而是一支笔，只要他在谁的名字上画一个叉，就等于宣布了这个人的死刑。
1900年初夏，北京人发现驱鬼的钟馗复活了，而且活生生地满大街都是。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之后，端郡王的府邸成了义和团的总部。
端郡王府，一座豪华的皇亲府邸，雕梁画栋，山水亭阁，威严气派——几个月后，被外国联军烧成一片废墟，富可敌国的财产被抢掠一空。端郡王府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北京西城官园附近，那里如今只留下一条叫做“端王府夹道”（育幼胡同）的小街，也许还能令某些知道历史的路人依稀联想起那个几乎当上身穿金绣盘龙的太上皇的王爷穿上义和团的装束时该是多么古怪的模样。
端郡王府邸内外真个热闹！车水马龙，彩旗招展，揭帖标语，锣鼓喧天。数百义和团的农民们在府邸大门口设起了“拳坛”，香烟缭绕，咒语声声。看热闹的北京平民第一次看到普通农民居然可以在皇亲府邸随便出入，顿时感到世道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了。不对劲儿的世道极大地兴奋了皇城平民一贯单调的心情。一会儿听说端郡王带着义和团们去杀“二毛子”了，于是人们蜂拥着跟随而去；一会儿又听说庄亲王载勋带着义和团去抄“勾结洋人”的官员的家去了，于是又蜂拥着跟随而去。——京城的人们不感到累，这座城市的居民原本就是政治居民，连最贫苦的捡煤渣的老太太都能透露出点朝廷里的秘密。
接着，又听说端郡王家里的义和团们开练了：在一个被端郡王封为统带的义和团首领的指挥下，几个十三四岁的农民孩子，红衣红裤舞弄了一阵子就进入了“神仙附体”的阶段：口吐白沫，几近昏迷，突然又跳起来，几声怪叫，双手向空中乱抓，仿佛抓到了什么。看热闹的人们突然欢呼起来，原来端郡王载漪打开大门出来了。这位目前最得势的王爷扑通跪倒在坛前，表示了对义和团“法术”的崇拜。这一跪，把京城的臣民跪得心口直颤。端郡王当即表示：“真乃神力也！”他决定入宫，把义和团的神奇之术禀奏太后！
这就是帝国的总理衙门大臣载漪，中国近代史上最值得叙述的帝国官员之一。
端郡王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皇亲国戚、纨绔子弟、高级官僚、流浪罪犯的传奇。这个皇亲中既无文名也无武功的子弟，却多次神差鬼使地时来运转，最后几乎当上当朝皇帝的父亲。经过大喜大悲亦真亦幻之后，他被外国联军坚决地要求处以死刑，但是，帝国的数十个高官大员被处死了，惟独他没有死。他神奇地逃脱了洋人们的仇恨，游荡在中国荒凉的西北边陲，过着土豪一样的日子。金钱短缺的时候，他收到慈禧太后派人送来的数盆梅花，扒开花盆里的土，他看见每只花盆里都埋着一块沉重的金锞子。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无论在官史还是野史中，关于他的记载却少之又少，好像帝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个人一样。倒是一个洋人——日本人吉田良太郎所著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尚留有他的历史痕迹：端邸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其骄暴乐祸，性使然也。或传其父惇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戊戌政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而祸自此始。大阿哥即立，欲速正大位，其谋甚亟，而外人再三尼之。故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实私仇，诚笃论也。（（日）吉田良太郎：《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这个日本人是站在洋人的立场上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