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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们拉到庄王府门前砍了头。
庄亲王载勋召集义和团的地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义庙。北京叫做三义庙的地方很多，至少有七处，这是因为民间供奉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的风俗很盛的缘故。和庄亲王家族最密切的是海淀万泉庄附近的三义庙。19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流泉遍地，或注入荒池，或暗伏草径，春夏之交，晴云碧树，鸟语花香。这座庙是庄亲王出资修缮的，亲王的管家还在这里购置了数顷田地。庄亲王载勋就在这样的鸟语花香中召集义和团的农民们开会练拳，三义庙四处流淌的溪流映照出帝国蓬勃的造反景象。数月之后，巨大的庄亲王府邸被外国联军烧毁。洋人们没有忘记三义庙这座美丽的庙宇，它和庄亲王府一样成为了一片灰烬。
在这个时刻，帝国所有的官员们都紧张起来，因为必须对拥进城来的义和团们迅速做出反应。政治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反应别说出现错误，就是反应得慢了，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帝国的大小官员们在家里紧闭大门和家人和同僚彻夜秉烛商谈，前因、后果、发展、结局，所有商谈和讨论的内容都不是国家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而是自己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慌乱的日子中，突然有传闻说，军机大臣刚毅请太后收集义和团为“团练”，让端郡王载漪统一指挥。据说“太后信之”。接着，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曹福田”的消息传来。又据说太后“奖其英勇”。都是“据说”、“据说”，但是，帝国的官员们很快就亲眼得见了：两宫从西苑起驾回大内，2000义和团农民从瀛秀门到西华门沿路排列成护卫队伍，他们清理街道，大声呵斥围观者，俨然皇家卫队的模样。而太后脸上一片慈祥，她老人家“赏银两千两，慰劳有嘉。”无需再商谈和讨论什么了，什么都明明白白了：义和团万岁！
于是，帝国的官员们毫不负责地将国家推向灾难。
从帝国官员们千奇百怪的反应上，就可以看出在此风云变幻的时刻大清帝国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一伙什么样的官员手中。
有主张把驻华外国使节全部杀光了万事大吉的——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请求端郡王载漪转奏太后：“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畴，中策也；若始战中和，与衔壁与（予）亲何异？”惟恐天下不乱的端郡王载漪看到此论不禁大喜：“此公论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有给杀光外国使节寻找理由的——编修萧荣爵：“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同上）有直接歌颂义和团的——知府曾廉、御史刘嘉谟：“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教民，以绝乱源。”（同上）有主张把过去办理洋务的人和与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重新定罪的——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同上）有主张为过去的“教案”平反的——户部主事万秉鉴：“请议恤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同上）有想趁机洗刷罪名的——侍郎长麟因为站在光绪一边被慈禧罢免，现在急于立功：“请率义民前敌！”（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有信口胡说的——只要太后高兴，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也能随便说出口，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视为儿戏的——御史徐道焜：“洪钧老祖已命五龙把守大沽，夷船尽没。”御史徐嘉言：“已得关壮缪帛书，书曰夷当自灭。”（同上）帝国的官员们被一种惟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街上的义和团们请到家里来当做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0页。）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奇怪的事情终于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也有反应慢的官员，或者曾和洋人有某些瓜葛，或者家有信奉洋教的亲人，甚至平时和载家兄弟关系不太好的，他们立即遭了殃。都统恒庆，满族贵族，平时和载漪交往甚密，但是一家13口全部被义和团杀害。尚书立山平时“不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均以洋务著称，都被列入了义和团的死刑名单。结果，胡燏棻逃亡，沈能虎通过行贿得以幸免，立山、黄思永被捕入狱。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等因被指为教民被打了个半死。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尚书陈学、副都御史曾广、太常张邦瑞被抄家，“仅以身免”。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和阁学贻谷的家也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们抄了，金银财宝损失了不少。入室抄财的义和团们在这一瞬间根本没有政治立唱—贫苦的农民们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高喊着什么样的口号，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地揭竿而起，从根本的动机上讲是痛恨高官与家财万贯的豪富，敌视人世间所有的贫富不均——类似“扶清灭洋”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这种阶级痛恨和敌视中一钱不值。
帝国的农民们不需要紫貂长袍和千年古董，他们需要银子。他们把抄家得来的财宝衣物拿到前门外去卖，京城的大栅栏一带成了乡村集市一样的自由市场，身穿义和团制服的农民们的叫卖之声在这里连成一片。北京的平民们为此大得实惠，区区几个钱就能买到皇亲贵族、高官大员家里的贵重物品和价值连城的古玩：“诸宅被劫后，均于前门外销赃，有以京蚨三十千得带■貂褂者，有以京平银四五两得翡翠朝珠者。”（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 版，第731页。）更严重的是，义和团要杀皇帝了。
臣民要杀害皇帝，这在大清帝国历史上可谓头一遭！
义和团的揭帖明确宣称，他们要杀“一龙二虎”。所谓“龙”，指的正是光绪皇帝。义和团们说光绪“效法外洋”，里通外国，是教民的“总教主”。而“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弈和李鸿章。庆亲王是总理衙门大臣，说话有偏袒洋人的嫌疑，而李鸿章是帝国著名的洋务首领。
激情已不可遏制的农民们在帝国一小撮居心叵测的高官的暗示和怂恿下，居然可以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杀这个帝国的皇帝——这样的一个政权，这样的一伙官员，这样的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此时此刻，它还能称做是一个“国家”么？
2、浮躁的日子
《都门纪变百咏》：诸王贝勒府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字样。
1900年，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凄楚的一页掀开了。
当那些赤贫而淳厚的农民们后来成片成片地在帝国都城里倒下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在背后将他们推向洋人枪口的那只黑手；当他们被王公贵族刚一引领进北京城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为终于成了帝国政府官员指挥下的义民而激动不已过。
把东西点燃，这是连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不需要技术、装备和特殊的训练，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愿意，都能办到。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义和团刚进城，八面槽和宣武门附近的教堂和教会医院就燃起了大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上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的巨大灾难即将开始。崇文门内所有的教堂都起了火，灯市口和勾栏胡同等处洋人的住房也冒了烟。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信洋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焚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烧经…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仲芳氏《庚子纪事》，载《义和团》。）最著名的大火，燃烧在正阳门外的商业区大栅栏。
义和团放火，是有一番仪式的：一个大师兄先作“法”，形式和“降神”没有什么区别。一伙义和团员围成圈，大师兄在中间手舞足蹈地念“咒语”，关公、诸葛、昆仑老祖、西天老祖地召唤了一阵子后，大师兄便“神仙附体”了。神仙附了体的大师兄浑身发抖，口吐白沫，突然一声：“火！”前边的房屋立刻燃烧起来。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愿意知道，这是农民们事先在房屋里面安排人拿着火把专等着大师兄的一声“号令”——“使其党预伏于内，以煤油潜洒之，”“号令”一出，“烈焰突起，观者堵立，惊以为神。”京城人并不至于如此愚蠢，只是明明知道“法术”有假，但有看大火燃烧之热闹的习惯。每一次放火之前，义和团们都宣称，他们点的不是一般的“火”，而是“灭洋”的“神”火。“神”火的神奇之处在于：让它着，它就着；让它熄，它就熄。而且这火只对与洋鬼子有关的东西起作用——“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景善日记》，1900年5月21日。）义和团在大栅栏点火，说是要烧一家叫做“老德记洋药房”的外国药房。跑来看热闹的北京平民，挤在距离这家药房很远的地方，大声地叫好，他们急切地要亲眼看见被传说得很神秘的义和团的“法术”，因为，即使在天桥看魔术也要掏钱，而这里是免费的，况且，大火烧起来一定很好看。可是，大栅栏的商家掌柜却跪了一条街，他们哀求大师兄“放他们一马”，因为只有他们是清醒的——他们是商人，具有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