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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夜晚降临，喊声依然此起彼伏，没有一刻间断。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至六点十分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载《义和团史料》。）尽管如此，教堂在炮火的轰击下，还是逐渐显示出危机。
为了躲避炮弹、火焰以及坍塌下来的墙壁，妇女和儿童们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一位外国女传教士成了她们的首领。这位女传教士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在烟火中十分醒目，在妇女孩子们的眼里，这是逃生的路标。女传教士的白帽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摘下来过，“总是低低的，迅速穿过院子”，她的身后是一大群妇女和儿童，她们数十天内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躲避。
最严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饥饿。西什库教堂内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尽，树叶和树皮都成了最珍贵的食品。教堂里的男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精神恍惚地活着。他们奔跑、躲藏和呐喊，不能休息，不能睡觉。神经的极度紧张、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日益短缺的弹药以及不断在自己身边死亡的同伴以及妻儿日夜不停的哭喊和死亡，这一切都一齐折磨着他们疲惫的肉体和心灵，使他们两眼呆滞，行动迟缓，最后他们甚至在并没有被什么东西击中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死一样地一动不动了——这是真正的绝望。
教堂里也有永远不谈绝望的男人。一个中国教民豁出一死单独突围，企图把教堂里的情况向各国公使们报告并且请求救兵。但是，这个中国男人自从走了之后，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没听见过他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就被义和团们抓住，现在脑袋挂在了城墙上。即便如此，在法国报纸关于北京西什库教堂被围之战的连续报道中，依旧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十名副主教在一个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国水兵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者中国军队的大炮”，他们甚至“爬墙溜进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回来了炸药”。如果这个举动不是外国记者们的杜撰的话，就简直是奇迹了。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更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帝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死亡的：帝国的正规军队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地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被严重地神奇化了。没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战斗”，那么除了义和团方面的“牺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样有死亡发生。关于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记载，依旧来自洋人们的有关“报告”。事后，各国公使为了寻找“惩办罪犯”的证据，曾对教堂内的死亡情况做过统计——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统计数字是经过严重夸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当时教堂内的肃杀气氛：武装官兵死伤过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声逐渐减少，因为“每天要埋掉十几个”。义和团们曾经多次挖地道，埋设地雷，“先后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样没有疑问的，还有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打进北京城的各国联军“终于到达了教堂”。而在这之前，义和团与帝国军队始终没能把西什库教堂攻陷。
如果说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围攻，帝国军队助之的话，那么，进攻使馆区倒可称之为真正的战斗了，因为，进攻使馆区是帝国正规军队主攻，义和团助之。
1900年，帝国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晚于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这是因为对教堂的攻击大多是义和团们所为，而对使馆的进攻，是在局势已经恶化得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的时候，帝国军队开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根据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准则，武装攻击外国驻本国的使馆，是最严重的外交挑衅行为，是全面公开宣战的进攻信号，更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举动。如果说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对国际法知之甚少的话，但是至少对以上简单明确的法则应该明白无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中必定有缘由。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到国际法，那么，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行在中国的大沽口武装登陆，并且强行进入帝国的都城，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了。“保护使馆”的联军的到达，使原来陷入一片恐慌中的各国使馆，如同打了一针镇静剂和强心剂，胆子立即大了起来。联军进入北京的当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便公开露面，带头在街上抓了一名义和团员，拖到德国使馆内“处决”了。第二天，克林德率领德国水兵从使馆“出击”，四出寻找挑衅的机会——“行于内城之上，见下面沙地，有拳民练习，即毫不迟疑，法令开枪，水兵闻命即放，于是沙地拳民死者，约二十人。”在德国公使的带头下，各国使馆官员也率领自己国家的官兵冲出使馆，在街头肆意驱赶和捕杀义和团团员和无辜的北京平民。美军上校迈尤率领官兵在东单帅府包围了一座庙宇，“开枪杀死四十五名义和团”团员。比利时使馆内甚至架起了大炮向使馆外射击，结果“炸死六七十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14页。）打着“保护使馆”的名义派遣武装部队侵入中华帝国的都城，本已经是一件十分野蛮荒唐的事情，而这些洋兵到达北京之后，并没有在使馆内待着，而是像警察一样上街“维持秩序”了。端着洋枪的外国兵走在帝国京城的大街上嘻嘻哈哈，他们向中国人开枪的时候，仿佛是在他们发生了“骚乱”的殖民地内“恢复秩序”。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这些异国官兵擅自“自觉”地执行“公务”，是依据的哪条国际关系法？是遵循的哪条“国际惯例”？中国的平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愤恨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时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复仇方式，莫过于攻击使馆区，因为中国人认为，那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是洋人们策划阴谋的巢穴。
同时，1900年对京城外国使馆的进攻，还是中华帝国政府核心阶层的斗争趋于激化的后果。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帝国政府内部对义和团支持还是围剿的争斗、对外国人持以何种态度为好的争吵都更加激烈。而在这一片混乱的背后，最敏感、最重要的关于皇位变动问题的冲突已濒临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一切，都是造成帝国的正规军队在高官的授意下对北京的使馆区展开进攻的原因。
当时，在位于北京内城东南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里，共有450名外国士兵和包括12名公使在内的475名使馆人员以及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跑进使馆躲避灾难的2300多名中国教民。
进攻使馆区的是帝国正规军的董福祥部，参加进攻的官兵约数万人。
东、西交民巷，原来叫“江米巷”，是皇城正门大清门以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这条胡同附近是中华帝国政府主要官衙机构的所在地：东江米巷西口往北，集中了礼部、户部、吏部、兵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西江米巷东口往北，是五军提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在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以前，负责处理帝国外交事务的衙门是礼部和鸿胪寺，这两个机构都位于东江米巷的西口，所以接待各国来京使节和留学生的旅馆大都设在东江米巷之内。清中叶以前，这条胡同经常可以看见帝国的官兵如同押解犯人一样手持武器跟在洋人们的身后，因为当时的大清国采取的是严格的“闭关”政策，对洋人们的防范措施极其严厉。洋人们住在东江米巷胡同里的旅馆内如同进了囚禁所，不能随便走动，也不能擅自与中国人接触。东江米巷胡同口常年有帝国官兵把守，“严禁夷人擅自出入。”甚至礼部发出请柬邀请洋人前去出席帝国政府举办的宴会，赴宴的洋人们也只能在帝国士兵的看押下前往，“如不遵守，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那时的洋人还没有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的胆量，金发碧眼的“鬼子”们走在古老帝国的土地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帝国的大门被各列强的枪炮打开了，西方各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