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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种族的国家，只要是帝王专制的政权，几乎没有异样地会演奏出创业、发达、衰败三部曲，如同某种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
大清帝国政权的衰败是从乾隆中叶，即帝国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开始显露的。太平盛世，丰衣足食，享乐之风渐起，直至奢华日盛。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皇家船队奢侈到了倾尽人间想像所能及的富丽堂皇，皇帝所到之处眼前无不是地方官员进献来的人间宝物，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开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国终于裂开了它走向腐烂的第一道缝隙。到了光绪年间，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奢侈腐化等官场上的一切丑陋行为已经成为帝国官场的风俗，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公开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丑陋最肮脏的官场游戏规则：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最肮脏的部分。历史的明鉴是：每当一个政权的官职演化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商品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危险了。大清帝国的官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商品，是因为无论官职大小，帝国的官员们“无官不贪”。光绪年间的帝国官职根据大小都有明码实价，“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如果是“一任贪知府”呢？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回广东原籍时，其随带的财物之多成为当时整个帝国最轰动的新闻。有人站在码头上数他的行李，七百多名搬运工日夜搬运，搬了整整10天。慈禧太后应该是帝国最大的“官”了，《清稗类钞》中曾有记载说，慈禧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有“私蓄”折英国币制1500万英镑。这些“私蓄”在联军占领北京她仓皇逃亡的时候，被埋藏在了紫禁城里的地下。1901年她回京之后，发现所藏的金钱已被盗走了一部分，剩下的大约还合900多万英镑。但是，没过两年，她的“私蓄”猛然增至合2500万英镑。按照当时的货币兑换汇率换算，约为中国白银8000万两以上。如此巨大的款项从何而来？来自官职的买卖。任何一个官职的空缺都是交易的机会。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就可以是官职的最大囤积商和出售商——“慈禧卖各种肥缺，以为常事。”况且，帝国的海关监督、税官监督、织造、盐政等公认的“肥缺”都属于她的私人财产而一直“悬价而卖”。慈禧卖的全是巡抚、督军以上的大官，她的大管家李莲英是这些买卖的“中间商”。各省巡抚的职位是最值钱的，即使经过李莲英的中间折扣，到慈禧手里的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
卖官的风气传到各大臣和满族贵族时，暗中的交易就更加难以描述。光绪的父亲醇亲王、庆亲王奕等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受贿者，这些掌握着国家重要权力的亲王们生活糜烂的程度令世人不可想像——“花银像流水一样”，而银子的来源谁都明白。庆亲王奕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有官可卖”依靠的是谁，于是对慈禧的贿赂手段无以复加。胡恩敬《国闻备乘》中记载道：麻雀之风，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剩孝钦（慈禧）晚年，亦好此戏。奕谴两女入侍，日挟数千金与博，辄佯负，往往空手而归。内监宫婢，各有赏犒，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又自西巡以后，贡献之风日盛，奕所献尤多。孝钦亦颇谅之，尝语人曰：奕死要钱，实负我。我不难去奕，但奕即去，宗室中又谁可用者？？盖奕贪婪之名，上下皆直言不讳，言路以次参之，宜孝钦付之一笑也。然孝钦即知其弊，不急罢贡献，犹纵两格格入宫，以博弈戏为事，则未免累于嗜好矣。（胡思敬：《国闻备乘》。）明明知道有不少揭发于国于民都责任重大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贪污受贿的奏折，而且慈禧也知道他“实负我”——注意，慈禧的“负我”，实际上是误国，这是帝国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混淆“国事”和“家事”的习惯用语。但是慈禧就是不处理。她的借口是，在宗室中找不出可以替代他的人。然后她把贪污、受贿以及“负我”的事“付之一笑”。然而，在史料的深处，藏着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如果还留着他，慈禧每天可以得到不少钱。奕的手段即使今天看来也并不新鲜，那就是派人陪着慈禧打麻将，现金筹码，但玩得很大，并且故意输钱——“每日输千金”。陪同的人输给慈禧的钱越多，奕付给负责陪玩的人的工钱越多——慈禧干吗要自断财路呢？
大清帝国中下层官员的正常俸禄可能是当时全世界各国官员中最低的。光绪年间，官员的俸禄为：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九品33两。而且就是这点儿官饷也常常因为帝国“财政紧张”而八折发放。也就是说，官职低下但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县太爷”，月俸仅剩了三四十两银子。饷银不够用，不靠“外快”靠什么？于是帝国官场就有了明确的“陋规钱”的制度：凡是想当官的，可以拿钱买，叫做“捐官”。办理“捐官”手续时，要根据官职的大小交一笔钱，这笔钱最后按月结算分给有关的官员。咸丰之后，这种收入竟然成为帝国官员的主要收入。即使是最下层的京官，这种收入每月也在几十两之数，一年就有数百两。
同时，只要是当官的，每年还有不算受贿的额外收入，即下级官员送上的礼。由于这是帝国的一种“制度”，于是就有“冰敬”、“炭敬”、“别敬”等文雅含蓄的名目。所谓“冰敬”，是夏天送的钱，好像是“降温费”，在巡抚、督军和军机们之间通行。“炭敬”，是冬天送的钱，好像是“取暖费”。帝国最流行的是“别敬”，即一个官员得到升迁时送给有关官员的“感谢费”。这种“感谢费”的价码根据官职大小和“感情”薄厚而定，少则十两八两，多则上千数万。一位曾经从帝国都城普通衙门升迁到四川省当官的官员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他临行时送的“别敬”数目是白银1。5万两。而另一位到陕西任粮道的官员的“别敬”达到了1。7万两。自己的巨款迫不得已给了别人，那么他们只有在其任上迅速地将“本”“赚”回来，当然赚的肯定还有“本”以外的“利”，因为比他们更小的官员在升迁的时候也会给他们送“别敬”。
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但是，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官员不叫唤自己“穷”的。就连王公们也时时要表露出自己就快“山穷水颈了。这是帝国在19世纪末的又一种黑暗：声明自己“穷”，无不是索贿的一种暗示——帝国末期官员们有多少钱也觉得不够花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糜烂。
清末，中国有了一句几乎无人不知的话，而且流传甚久：天下越乱，国人越吃。
官员们狂吃不止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
帝国的官员们向来是“连吃带玩”的。那时的国人都爱“听戏”：“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记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徐珂：《清稗类钞》。）所谓“天乐”、“庆乐”为戏园子，“惠丰、同丰”是饭馆，而“胡同”指的则是妓院。官员们为了应酬吃喝整日奔忙，往往一个晚上同时在几个大饭庄或者张府李府之间来回“赶潮。“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杯碗罗列，山珍海味，划拳行令，一醉方休。震钧《天咫偶闻》记载：“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一戏之费，至百金。”
官员们吃起来花样百出，不怕花银子。《汪穰卿笔记》中说：京官四人为食鱼翅之盛会，其法一百六十金购上等鱼翅，复剔选再四而平铺于蒸笼，蒸之极烂，又以火腿四肘、鸡四只亦精选，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鸡鸭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极融化而漉其汁。则又以火腿、鸡、鸭各四，再以前汁煮之，并撤去其油，使其清腴，乃以蒸烂之鱼翅入之，味之鲜美盖平常所无。闻所费并各物及赏犒庖丁，人计之约用三百余金，是亦古今食谱中豪举矣。四人者为翰林林贻书、商部主事沈瑶庆、候选道陈某，其一人则不记矣。（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这样的菜肴，不要说花多少银子，仅仅消耗的时间就很可观。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灾难同时每分每秒地在向帝国临近，而帝国的政府官员却能耐心地观看厨子们如此烦琐地制作一道菜，其心态令人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事还有。尽管京城里已是一片混乱，但是戏园子里的剧却照演不误，官员们捧坤角的彩也照喝不误：“近日京师梨园，声价十倍，红氍毹上，清歌一曲，缠头辄费千金。”（《觉花寮杂记》，转引自《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63页。）帝国的时局越危机，官员们好像越开心。外国联军云集中国沿海，义和团云集北京城内，炮火连天，尸体遍地，帝国的官员们越发表示出对“艺术”的酷爱。为了更热闹些，他们每人交上几两银子——谓之“凑份子”，然后聚在一起摆酒席招妓女：“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震钧：《天咫偶闻》。）也许在炮声中，戏子们的歌唱和妓女们的媚笑，更有另外的一番风韵？
有人这样描绘帝国的官员：胖、好色、虚弱。
准确之极。
这样的官员，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就用不着奇怪了。曾经当过赛金花丈夫的帝国大员洪钧是举国公认的欣赏美女的内行，但在国家外交上却是一个白痴。他奉命到中俄边境和俄方一起“勘测边界”，由于手上没有当地的地图，他竟然从俄国人那里买来一张，然后按照俄国人画好的地图“勘测边界”，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一个帝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