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予肯定。他的观点和态度毫无疑问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甚至对慈禧的决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正阳门都点着了，慈禧自然要“追究责任”，但是，徐桐对慈禧说，义民的“神火”之所以烧了正阳门，不是义和团的责任，而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示罚光绪”。这个解释令慈禧听上去很受用，于是事情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竟然连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他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我们帝国军队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帝国的大学士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帝国所有的汉族官员，全部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大文豪，因为他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严格选拔出来的。在中国，“状元”等于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帝国政府对汉族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一种公平的选拔，除了历史上有过极少数的舞弊之外，帝国之内的任何一个人，无论贫富，无论出身——除了个别的社会阶层，如女人、演员、妓女、理发匠等——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并且都有机会因此而走上聚敛钱财和光宗耀祖的为官之路。因此，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把让家里的男孩子读书作为头等大事。中华帝国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不开办学校的国家，但是，中华帝国却是这个世界上读书人最多的国家。虽然通过科举考试而登上高级官员阶层的读书人少之又少，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刻苦读书的兴趣。在帝国的土地之上，到处可见人数惊人的“落第者”，他们几乎个个都满腹经纶。最初来到中国的洋人们，曾经对中国人的“学问”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像表面上看上去麻木呆滞的中国乡间私塾先生和到处流浪的读书人，竟然“内心蕴藏着对大自然的极其丰富的想像力，蕴涵着诗人的独特气质〃”——你永远想像不到他们具有多么高的天赋和才智，他们好像拥有一种能够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特殊的天赋。“无论在帝国的什么角落，随便拉来一个帝国的读书人，他便能够迅速捕捉到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可爱之处，并加以一番高雅、细腻的描写。”（《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50页。）但是，帝国的读书人所读的书，全部都是中国先哲们的“经典”，包括哲学、道德说教和历史典故，他们从来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知识。那时，帝国的读书人把所有自然科学知识统称之为“术”，正宗的读书人对这些下贱的东西是不予理会的。况且，帝国选拔官员的考试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帝国政府强调的是“圣人”的作品，并且指定了严格的文学格式。半神半人的孔子以及他的门徒们的言论汇集成书，从此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惟一思想基矗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在洋人们的眼里，中国的这些思想经典似乎并不怎么实用，中国的经典从来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过任何的解决办法，也从来没有把关于人类未来将要遇到的重大问题向人们预示。它们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严重缺乏《荷马诗史》那种能够唤起民众强烈激情的魅力。
中国的先哲们在叙述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时候，没有加入任何人间生活的感情色彩，他们反复强调的是“人性”观点和“君子”规则，这些“观点”和“规则”教诲中国人以一种“自时的方式约束自己的所有的欲望没有了所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欲望的人还是人吗？是。是具有崇高伦理道德的“正人”，是有别于卑鄙小人的“君子”。千百年来，“正人君子”为整个中华民族营造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光环，这种美妙的虚幻光环紧紧地笼罩着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所以，中国人可以世世代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地生活下去，因为即使生活内容止步不前，只要他们精神上觉得自己可以算一个“正人君子”，就可谓达到此生的最高境界了。尽管帝国的绝大多数百姓根本不识字，一生也不会读上一页中国经典，但是，在中国，即使是一个农夫，他也知道孔子，他也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孔子的教诲中——中国人觉得自己可以摒弃、泯灭一切人的生命因素而成为非同一般人的“正人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帝国的臣民个个都是神思飞扬的诗人。
只是，国家的政治绝不是诗篇。
可以想像出一个帝国的汉族官员曾经走过的奋斗历程：男孩子在黎明时分被父母叫醒，他揉着惺忪的眼睛看了看日光还没有显现的窗外，然后立即要出门，因为教书先生已经在等待。男孩子坐在硬板凳上，手上拿的是一本他根本没有兴趣、也根本读不懂的中国经典。他弄不明白书里的任何一条道德概念和历史典故，中国先哲们的话对于孩子来讲实在是深不可测——“如同把一本未经翻译的柏拉图的希腊原文著作放在一个美国孩子面前”。教书先生从来没有让这个孩子明白中国经典的想法，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一遍一遍地背诵。“古老得仿佛来自诺亚时代”的中国汉字至少有6000个以上，由这些文字组成的中国经典每一个字里都隐藏着一个玄妙的故事，孩子必须背诵这些文字和故事，以便在将来帝国的科举考试中能够熟练地加以默写。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典故或者故事在叙述上出了差错，这个孩子的前程就完结了。“除了中国人，其他任何人要完成这项工程都会精神崩溃。”如果这个孩子连秀才的考试都没通过，一生将永远是个教幼童的先生。而如果他考取了举人，风光了一阵，但是最终没有通过朝廷的考试，那将一生落魄，郁郁寡欢。
就在义和团在京城里“披发迈步”、“声动天地”之时，河南总督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说，今年本省参加考试的读书人中，有13位超过80岁的，其中一位年逾90岁。90岁的老书生“文章完美、用词准确，没有暮年痕迹”，只是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录取他，因为不知道他这把年纪还能做什么官。更惊人的还有当年来自安徽省的奏折，言该省考生中，竟然有35人80岁开外，13位90岁以上！这个落第阶层也是帝国最危险的阶层，他们牢骚满腹，看什么都不顺眼，是动荡一旦出现时的最大的人力资源。但是，那个男孩子终于通过了朝廷的最高考试，当上官员了。在通过考试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感到了枷锁的脱落，于是多年来他所默读的所有有关道德和哲学的说教，统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再也不需要这些了，因为这些在他今后的生活中根本没有用，他只要偶尔用用它们表面上的文字就可以了。他必须从头学起，当然不是学习如何管理国家，而是要系统地学习中国式的官场程序——这是一门与中国经典所宣扬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关系甚至相悖的学问，如果学得深刻甚至有所创造，他就可能当总督、巡抚，甚至大学士——像令太后都“改容以礼”的徐桐那样。
遗憾地说，中国经典中的那些美好而高尚的道德想像，在帝国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条能够得以再现。对此，帝国的平民们没有责任，因为他们几乎都不能读书。而帝国的汉族官员饱读诗书，除了能够体味明月浮在云之上、草木睡在梦乡的艺术意境之外，在官场上他们不摆“阴门阵”还能干些什么？
奇特的是，统治这个帝国的绝对权威，却是“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女人。
1900年6月16日，慈禧召集了混乱局面中的第一次御前会议。銮仪殿东室，官员们到齐了，跪在这个女人的脚下。
小小的房间里金碧辉煌，弥漫着只有女人才喜爱的浓郁的花香。
此时，中华帝国面对的局势是：京城里秩序大乱，攻击教堂和使馆的战斗仍在继续，至今看不出胜利的迹象。而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时明时暗，“剿”和“抚”的争论还在较量。增援北京的西摩尔的联军已经开始撤退，但是，数量更多的外国军队开始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并且声言要用武力“惩罚这个帝国”。现在，帝国政府急需就下一步的对策统一立常而所谓对策，帝国政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平息义和团运动，与洋人和平解决争端；要么全面支持义和团，并动用全国的武装力量，向洋人宣战。
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已经从慈禧前几天说的话中揣摩过她的态度了。慈禧说：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事变之后，实逼出此，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料也……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说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 999年12月第一版，第231页。）慈禧的意思很明确：全面备战，准备打仗；一旦开战，不准言和。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在这样的局势下，这就等于大清帝国要对洋人宣战了。
然而，仅过数月，千方百计低三下四地要和洋人们“议和”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慈禧。
至少现在，帝国的所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