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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战持续到黎明，中国军民突然不明原因地退去。
联军伤亡已达二百多人。
武器库中央有一块空地，成了埋葬联军官兵的墓地。
帝国军队有一门巨炮，是一门德国制造的远射程炮，联军的火炮无法压制住它，因此联军官兵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慈禧太后”。这门巨炮昼夜不停地往武器库里发射炮弹，联军伤亡的官兵大多都是因它。
为了与天津的联军取得联系以得到增援，西摩尔亲自挑选了100名突击队员，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突击出去，把这里的信息带到天津的联军指挥部。但是，这支突击队刚刚冲出去几步远，就立即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突击队在强行前进的时候，他们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是人数不多的“一小队洋鬼子”，于是招致了更大规模的围攻，最后不得不撤回武器库。
孤立无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联军官兵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食物再次断绝，武器库已被中国军民围困得如同铁桶。如果中国军民再发动一次或两次像样的攻击，西摩尔的联军是否能抵挡得住就会成为问题，而一旦抵挡不住的后果是可以肯定的：全部被杀死在这里。那时，武器库四周方圆数里内的所有树木的树梢上，都会挂满联军官兵的“洋”脑袋。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方向的增援部队赶到了。
奇怪的是，前来接应的联军，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阻击便到达了这里——“除了过一座桥的时候，和帝国的军队交了一次火，其他的清军阵地均一枪未放。”
那么，天津的联军是如何知道西摩尔的消息和位置的呢？
还是一个中国人。
西摩尔组织突击队时候，他找到了他的部下，一位英军上校，命令他把他“忠实的仆人”贡献出来。这个“忠实的仆人”是一个中国人。西摩尔“拍着他的肩膀”，作了一番“重奖的许诺”，并亲自把这个中国人送到武器库的大门口。这个中国人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抓住了，他立即把西摩尔的信件吞到肚子里，然后称自己是一个“迷路的商人”。不知为什么，在军情如此紧张的时刻，义和团的农民们居然相信了这个中国人的谎话，“把他释放了”。
这个中国人，不但完成了100名外国官兵没能完成的任务，将西摩尔联军的信息送到了天津联军指挥部，并且还为濒临覆灭的西摩尔的联军带来了2500名英军和俄军。
联军们说，这个中国人为此“运用了相当的聪明和不少的勇气”。
西摩尔联军官兵自身穿华丽的军服、带着对帝国京城的贪婪的欲望从天津出发，到万念俱灰、衣衫褴褛地退回原地，时间持续17天，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290人，其中62人死亡。
无论如何，联军指挥部关于西摩尔部队命运的悬念终于解除了。下一步，联军就可以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了。
7、一个“傲慢的中国词汇”
帝国政府是在大沽口炮台战斗爆发前几个小时获得外国联军的兵舰要和帝国开战的消息的。
17日，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向朝廷送来一份紧急报告，并且同时转来了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代表各国给中华帝国政府的一封外交照会。因为时间紧迫，裕禄来不及让人把照会翻译成中文，只是在紧急奏折中按照照会的大致意思进行了转告，并特别说明了洋人的这个意思：不交出大沽口炮台，就要开战。慈禧的回答还是那句话，不主动挑战，但如果被迫交战，就要“军民一心”，“别让洋人小看了咱们”。
但是，大沽口炮台很快陷落之后，却迟迟没有“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到达，因此，帝国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对前线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因此，在帝国北方门户已经洞开后的整整两天之内，帝国政府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的基础，依旧建立在对“军心”和“民心”的良好感觉之上。
6月17日，在大沽口外，联军的战舰已经向内河运动，更大的战事一触即发。
同一天，帝国政府各级大员突然被“急召入见”，慈禧太后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参加御前会议的官员中，只有载漪和荣禄知道会议的内容将是什么。
早上，荣禄紧急请求慈禧召见。荣大人脸色仓皇地走进慈禧的房间，没多一会儿便退了出来。荣大人的身影还没有在宫墙拐角消失，太监和宫女们中间就开始传播耳语，说是太后哭了。
女人伤心的时候是要哭的。慈禧从不会当着奴才们的面哭，但是当她独处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
荣禄一大清早求见的目的，是给慈禧送来一个“洋人照会”。这个“照会”的内容和前线战事没有任何关系，内容有四：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最关键的一个“外交文件”。
神秘之处在于，这份“洋人照会”并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送达朝廷的，甚至在它已经到达慈禧面前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一个外交人员的手。按照荣禄的说法，这份“洋人照会”是一个叫罗嘉杰的粮道秘密送来的。而根据罗嘉杰自己说法，这是他“通过关系弄到手的”。罗嘉杰的官场职业与外交事务相去甚远，粮道是负责转运粮食的，转运粮食的官员居然“转运”来一份“洋人照会”，神秘得极为罕见了。而关键之处在于，在帝国与各国的关系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口时，在慈禧太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这份“洋人照会”中的每一条内容都是一根导致战争的导火索。不要说洋人们提出要夺取帝国政府的财政和兵权就等于是颠覆帝国的政权，而更令慈禧万般难受的是，洋人们公开支持她要废除的光绪皇帝，明确“勒令”她放弃权力下台。
慈禧决不会容忍这样的挑衅。
史料记载：“太后阅之，怒极。言：‘外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自此之后，帝国朝野上下任何劝谏都没有用了，慈禧已决心与洋人“拼一死战”。
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大沽口战事即将爆发的几个小时前，在中华帝国与各国列强的关系还在“战”与“非战”之间摇摆时，在仅仅只差哪怕是轻微的一个砝码就会使帝国命运和前途的天平会骤然倾斜的最微妙的时刻，这封“洋人照会”的出现是否过分地巧合。同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整个帝国何去何从全凭一个女人的喜怒左右的政体下，这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洋人照会”的内容是否显得过分简陋和过于直白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封“洋人照会”从来路到内容，都十分反常。
首先，提出照会的“洋人”们到底是什么人含糊不清。后来因为坚决反对帝国宣战而被杀头的帝国大臣太常寺卿袁昶为此提出过疑问：各国外交使馆并不曾有过这样的说法，相反，各国外交部纷纷表示此次向中国调兵，是为了保护使馆和帮助帝国政府镇压乱民，虽然还不清楚这是否又是借口，但各国终究是表示了。那么，不是各国使馆提出的照会，难道是云集在大沽口外海上的各国海军将领提出的吗？如果是这样，照会也应该送给直隶总督裕禄，再由裕禄转送朝廷。如此重要的文件怎么会由一个粮道偷偷摸摸地送给荣禄呢？不要说所谓照会的内容荒诞不经，荒唐无据，而当时战事未开，洋人们有什么必要要挟帝国朝廷呢？
可惜当时没有人这样想过。
后人不断地“考证”和“分析”这份在帝国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并最终导致了帝国厄运的“洋人照会”，其结论和百年前帝国大员袁昶的声音一模一样：这是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换句话说，这份照会和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中国本土制造出来的。
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案值”最高、使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最大的一宗“造假案件”。
造假者，载漪也。售假者，荣禄也。
制造这样一份“假照会”，载漪有充分的“作案动机”。当时在整个帝国内，只有这个端郡王更急切地想让帝国和洋人立刻真枪实弹打起来。因为不把洋人们赶走，或者把洋人们打服，他的儿子就别想登上帝国的龙位。而要和洋人们“和平解决”，就等于宣布他的梦想的破灭。尽管他已经成为北京义和团实际上的领袖，尽管他不断地在慈禧太后面前描绘义民的“法术”是如何的灵验，尽管他身先士卒地带领义和团和帝国的兵勇对洋人的各个目标猛攻猛打，但是，慈禧还是犹豫不决，这一点令他寝食不宁，坐卧难安。在最后的时刻，他必须要想出一个能够促使太后下决心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你不是还对洋人们还报有幻想吗？洋人们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帝国没有人不知道慈禧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弱点：爱权力胜过爱一切。
但是，载漪能够制造出假照会，可要是由他直接送给慈禧，恐怕会让慈禧看出来破绽。老佛爷精得很，对谁的话都不会轻信，满朝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荣禄。载漪和荣禄，从官场上讲，可以说是一对在慈禧面前争宠的死对头。载漪知道荣禄对他们载家兄弟压根儿就看不起，载家兄弟如今纷纷掌握军政大权的现实也是荣禄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夺了他在太后面前的风光。但是，载漪作为帝国的一个官员，官场的奥妙还是懂一些的，他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假照会到了荣禄手里，他就会当真地送给太后，一刻都不会耽误。
载漪说对了。作为帝国最精明的官员，荣禄从那个罗粮道手里接过“洋人照会”的时候，他只扫了一眼就知道是假的，而且马上就明白是谁、为什么造的假，同时，他几乎是立即便决定了把这个玩意儿赶快送给太后。他头脑的运算程序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