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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造的假，同时，他几乎是立即便决定了把这个玩意儿赶快送给太后。他头脑的运算程序是：第一，弄来这么一个关系到太后最切身利益的东西，是有大功的；而太后知道，罗嘉杰是自己的人，这东西等于是自己弄到的。把照会直接而迅速地送给太后，说明自己和太后一直同心同德，后果无论怎样，此举定能加强太后对自己的信任甚至是依靠。第二，如果真的把洋人打败了，载漪当上了太上皇，就凭自己的这个举动，也只能得势而不会吃亏。第三，如果洋人们将来占了上风，自己可以“反戈一击”，站出来揭发载漪的“造假罪行”，闹不好在洋人那里还有功可立，至少会在和洋人们过不去这一点上有一个开脱自己的办法。
历史证明，后来荣禄执行了第三点，他“揭发”了载漪，成为没有被洋人们列入“惩办名单”的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之一。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荣禄对一旦把这样的假货送到慈禧那里，对整个帝国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的帝国官员从来没有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糊涂过：自身的命运永远重要于国家的命运。
銮仪殿又一次聚集了帝国政府中的重臣。
还是光绪皇帝先开的口。处于被软禁状态中的皇帝为目前帝国的危机所迫，似乎已经无所顾忌了，开口就以强硬的口吻让负责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解释国家何以到了如此的地步。面对慈禧太后，徐用仪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皇帝的话才能两全。
慈禧这时候表示：“皇上意在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上言。”
光绪余怒未尽，言：“我国至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
载漪立即反驳说：“义民掳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杀而诛之，人心失，将不可以为国。”
光绪说：“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利兵，乱民岂能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
慈禧问户部尚书立山：“汝言如何？”
立山回答：“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
载漪立即脸色十分难看，说：“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请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
立山也是满族贵族，向来对载漪的嚣张气焰憎恨不已，于是反唇相讥，说：“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
载漪受到顶撞和嘲讽，脸上挂不住了，索性大骂立山是帝国的汉奸。
慈禧咳嗽了一声，殿堂里立即静了下来。她说刚才接到了洋人们的照会，一共有四条。慈禧逐条念了一遍，但是，第四条她没念。然后，她怒言：“今日衅开自彼，国亡救灾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一战而亡，强于等死！”（《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2～334页。）所有的帝国大臣都对突然出现的“洋人照会”感到莫大的惊讶和恐慌——洋人们竟然如此霸道蛮横！这是在要大清的江山呢！
暂短的死寂后，群臣一起磕头不止，高呼：臣等愿效死力！有的大臣哭出声来。
慈禧十分满意。言：今日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不得已才和洋人开战。只是一旦开战，结果是什么难以预料。
群臣高呼：臣等同心报国！
这时候，因家住使馆附近、出门的道路被包围使馆的义和团们堵塞而迟到了的大学士徐桐到了。他一进门就给太后磕头说有“好消息”：“臣适才发现，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大帝降临，请太后奖励拳民之神功！”
慈禧听完，“破涕为笑”。
而帝国的皇帝光绪，从听到那“四条照会”的第一条起就没再说过一句话。在那一条的内容里，洋人们要求解除对他的软禁——光绪皇帝至死不知其实这出自帝国的一个郡王之手。
同时，在所有关于这次御前会议的史料中，甚至在野史笔记中，都没有荣禄说了什么的记录，一个字也没有。这位帝国重臣保持沉默的本领可谓惊人。
会后，慈禧令徐用仪、立山和内阁学士联元立即前往使馆，对洋人们说明帝国政府的立常如果洋人们非要开战的话，就请他们“下旗归国”，“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慈禧指派的这三个人都是反对开战的大臣。于是，等群臣退下的时候，慈禧把荣禄留下了。史料的记载是，慈禧要求荣禄立即以“武卫军备战守”。两个人还说了什么，无从查考。
第二天，6月18日，大沽口炮台全部陷落的第二天，慈禧再次召集御前会议。
还是光绪皇帝首先开的口。也许经过一夜的思考，年轻的皇帝准备豁出去了。他对载漪等主张开战的大臣们说：“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
53岁的户部尚书立山慷慨陈词：“甲午一战，我北洋水师已经丧失殆荆如开战，南北咽喉断绝，军械粮饷无从运至，敌兵自津沽至京，其势甚速，那些只懂巫术的拳民如何抵挡得住？”
内阁学士联元接着发言：“臣以为，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
这时，载漪突然怒斥联元刚从使馆回来，对朝廷怀有二心，一定是汉奸，罪当斩首！
喊声未落，早已脸色铁青的慈禧从牙缝里突然挤出一个字：斩！
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满族大臣不敢出声，是怕受到连累。汉族大臣不出声，是因为慈禧的那句“名言”：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
眼看着内阁学士的脑袋没有了，一个人跪了上来，他就是庄亲王载勋：“太后息怒！联元虽然言辞过激，但用心仍为保我大清江山！外敌压境，先斩内臣，于大局不利！”（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页。）主和派见庄亲王带头，立即跪成一片，请求太后开恩。
联元，庄亲王的女婿。
慈禧挥了挥手。
联元暂时躲过一劫。
慈禧会后回了颐和园。作为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人，她虽然对外国人已经忍无可忍，但是，要宣布帝国进入战争状态，她还是要犹豫再三。甲午战争的结局她是清楚的，她对义和团不并抱什么希望，正如她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乱民可用”，用的也是“人心”而已，到了真正开战的时候，还是要靠帝国的军队。她在这时想到了前线：大沽口炮台。
而大沽口这个帝国北方海岸的门户此时已经陷落两天了。
前线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深宫内。
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炮台陷落的第三天。在大沽海岸的荒野上，中国百姓开始掩埋那些因为闷热的天气而开始腐烂并被野狗撕扯啃食的帝国士兵的尸体。
外国联军已经大规模地向天津城发起进攻，这时候，直隶总督裕禄的又一份“六百里加急公文呈递”被送达慈禧的案头。奏折的题目是：《接仗获胜折》。
这是一份描述帝国军队在大沽炮台如何把洋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捷报说，洋人疯狂进攻，帝国军队英勇迎战，杀敌无数。“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时分，将洋人击回”，“我军会合团民与洋人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纷纷窜匿。”在河口，罗荣光提督亲自督战，“击坏洋人兵轮两艘”。由于假话说得实在心虚，裕禄最后补充了一句：“天黑远望不真，敌舰未知沉否？”但是“军民情愿报效朝廷，民心极固，军气甚扬”，“齐心努力，奋往无前！”
和那个“洋人照会”一样，这份“捷报”也当进入中国造假史册。
除了中国人自己，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对帝国官员竟然可以在写给朝廷的情报中掺假感到万分不解。他们不了解，帝国的官员“报喜不报忧”是官场规则，而帝国的统治者闻喜则喜闻忧而怒是传统习惯，于是，帝国官员大大小小都宁可相信类似“玉皇大帝降临”之类的虚夸言辞而不愿意相信某地有人举事是国人之禀性。而外国人一致认为虚假的情报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关于这一点，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写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中国官员的故事：1896年，中华帝国钦差大臣李鸿章应邀赴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那天典礼开始前，由于云集在广场上等待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拥挤，人群一度失去控制，结果在挤压中出现了死伤。李鸿章问身边的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禀报皇帝？维特回答：“当然要禀报。”李鸿章摇摇头责怪维特不该如此冒昧，他说他在中国任直隶总督时，一次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他向皇上写奏折时，一直都称直隶平安无事。他说，为臣的没有必要告诉皇上死了很多人而让皇上担心。维特伯爵接下去写道：“当时我想，看来，我们毕竟走在中国的前头了。”
果然，前线“捷报”使慈禧的愁云和犹豫一扫而光。
慈禧立即召集第四次御前会议。
她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向洋人们宣战。
话音一出，立即就有大臣哭起来。
在浩瀚的帝国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群臣顿首流涕”的字样。帝国的官员在各种“最后”时刻，往往都像女人一样，而他们面对的那个女人，决断得却如男人一般果敢。
“流涕”者包括帝国的皇帝光绪，没有人知道这一时刻他到底为什么而哭。
慈禧的情绪显然也有点激动了，她说大臣们如果愿意，仍可以去告诉外国公使，叫他们前往天津。但是，他们即便因此改变反对废帝立储的立场，帝国也不能保证他们沿途的平安了。帝国原本不想要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