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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口，立即被蜂拥而上的十几名营兵裹挟着往北而去。车内的许景澄感到方向不对，营兵们回答：“王爷召集会议改在提督，不在总署了。”车到提督府，营兵们让许景澄的随从们回去，说这里有人侍候大人，话说完，就把许景澄拥了进去，然后推进一间小屋，随后屋门被反锁。
正在疑惑的许景澄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大声咒骂之声，仔细听，是太常寺卿袁昶的声音：“说我和许大人擅自改旨，证据何在？”他立即明白了什么，同时也糊涂了起来：改旨？改什么旨？
袁昶，一个清醒的、糊涂的、对国事认识深刻、对官场认识肤浅的、站在今天普遍的史观上着实无法评价的帝国官员——真真的是个性情中人。有人把他列入“和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的中国人”和“庚子年代著名的汉奸”；也有人称赞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甚至有人说他“乃真勇者”，“最以气节学问著。”
袁昶以户部主事初登官场，任总理衙门章京，后以员外郎身份外放宁池太广分巡道员，又升江宁布政使。“戊戌变法”后，为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授太常寺卿。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皇家祭祀事务的机构，因为是个级别很高但没有什么实际功能的机构，戊戌变法时曾经被光绪皇帝下旨精简。变法失败后，这个机构又得到了恢复。三品官职对于袁昶来讲仅仅是级别的象征，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总理衙门。他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坚决反对对外宣战，立场从来没有含糊过。在满朝官员都被载漪的气势下吓得不敢出声的时刻，他一再上奏，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史料中至今完整地留有他措辞激烈的“庚子三奏”。
6月17日，袁昶在写给朝廷的第一封奏折中坚决反对义和团农民们的种种破坏行为：“杀教民，乱秩序，扰民生”，“焚毁卢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特别是破坏铁路和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他要求政府“治乱国，用重典”，“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统统“密拿严办，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同时，他严厉指责姑息和纵容义和团的官员在“养痈贻患”：“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袁昶为此特别开列了应该“拿办”之人的“悬赏”的规格，价钱大得惊人：“缚献匪首所谓老师祖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奏折，是在载漪等帝国的大员已经把义和团引进了北京城，全城的官员都在“户户开门迎接”的时刻出现的。（袁昶的“三奏”，见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页。）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董福祥的甘军攻打使馆总是未果，京城内的教堂一片火海的时刻，袁昶在第二封奏折中说：“匪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至今，实为罕见。”“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夫以数万匪众，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他坚决反对对外国使馆的攻击，认为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愚蠢举动：“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同时，他对各国调兵来华举动的真正的意图深感怀疑和忧虑：“今各国纷纷调兵，以带剿匪为辞，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况外人代庖！”且“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此刻，袁昶已经感到自己的声音可能招致大祸，但是“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太后皇上圣鉴。”（同上）第三次上奏的时候，可以说袁昶是真的不想活了。那时李秉衡到达了北京，慈禧重新坚定了与洋人决战的信心，满朝官员们跟在载家兄弟的身后欢呼雀跃，准备带领各地勤王部队和手拿各种“法器”的义和团出京迎敌。就在这样的时候，袁昶“请杀主持义和团大臣”的奏折到了慈禧的案头。不要说这是直接主张杀载家兄弟的奏折，其实奏折上主张该杀的人已经包括了慈禧本人。奏折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目前的局势已是危机迫在眉睫——“窃自拳匪众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擎全球。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袁昶这一次直截了当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并且公开主张只有杀了这些人帝国才能安定下来——“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他深刻地指出乱民可以“扶国”，同时也可以“倾之”，认为帝国造反的农民喊出“扶清灭洋”几同“以天下为儿戏”。且质问：“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如果“仅灭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因此，把这个包藏祸心的口号当做支持乱民的理由的官员“尤可诛”。袁昶最后货真价实地开列了应该杀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山西巡抚毓贤、直隶总督裕禄、甘军首领董福祥、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和启秀等，并且要求把附和这些官员的人“一律治罪”，不得因为是皇亲国戚就饶恕他们。他还要求，等国家一旦安定下来之后，再杀自己——“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同上）据说慈禧看了这封奏折后，只说了一句话：“此为有胆之人。”
那天袁昶一回到家即对家人表示：“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在乱民手里，曷若死于司寇。苛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同上）家人围着他哭，他告诉家人自己以身殉国之后，他们是留京还是回南方老家，随便。
慈禧当时没有动怒而杀袁昶，是因为慈禧对袁昶的印象一直不错，她曾说过：“此人甚好。”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年曾以康有为之阴谋奏予知之”，由此而来可见袁昶在戊戌变法中反对变法的观点也直言不讳——那时他是站在慈禧的“后党”一方的，而现在，他显然是在光绪皇帝一边的，从这一点上看，无论历史给袁昶下什么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一名投机政客。因此，在那群浑浑噩噩、蝇营狗苟、把国家当做赌场的帝国官员中间，袁昶的形象多少令人心头一亮。
而许景澄是个帝国官员中典型的懂洋务的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华帝国驻法、德、意、荷、奥、俄、比利时等国的公使，“戊戌变法”后被授予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他正督办修建铁路，是义和团们心目中典型的“二毛子”。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是坚决主张宣战的大臣之一，后来帝国的战败使他经受了极大的官场风险。而今，他的观点和袁昶一致，坚决反对对各国宣战，而他知道这一次他要承担的政治风险更大了。许景澄特别反对对使馆的攻击，这个长期在国外担任大使的人，深知这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被列入死亡名单的原因。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慈禧对他产生怨恨的瞬间，是在决定宣战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那次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光绪皇帝拉住了许景澄的手，那个君臣相对流泪的情景让慈禧对许景澄一恨就恨到了只有杀之为快的程度。
即使慈禧有随意杀人的权力，杀帝国的官员也需要能够说得出理由。据说，袁、许二人的罪名是“擅自改旨”。所谓“圣旨”，是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给南方各大臣的一个圣旨，其中有“逐杀洋人”的字眼。但是，圣旨发出后，南方官员们并没有执行。李秉衡到北京后，慈禧就此事问这个从南方来的官员，李秉衡回答：“没有看到杀逐之谕。”这一下慈禧怀疑了起来，便命令刚毅等人查。结果，刚毅第二天就复奏，说是袁昶和许景澄擅自把圣旨改了，把“逐杀”改成了“保护”。慈禧勃然大怒。按照帝国的法律，擅自改旨应治以斩刑。
即使现在看来，刚毅的“调查结果”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袁昶、许景澄的家人第二天便慌乱了起来。身为帝国大员，说抓起来就抓起来了，连具体的罪名都没有，两家人连夜奔走探询，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第二天，一夜未眠的两家人得到了刑部提牢传出的消息，让他们准备红绳。帝国高级官员如果因罪被判死刑，绑赴刑场时必须要用红绒绳。两家人目瞪口呆。
没有审问。从被捕到行刑，没超过两天。
平时骄横十足的袁、许两家人顿时没了主意，慌乱地开始拿着大笔的巨额银票企图挽回局面，结果银票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听说刑部官兵和一伙义和团员已经押着囚车出了宣武门。两家数十口人赶到菜市口的时候，帝国大员袁昶、许景澄二人已经人首分离了。袁昶的脑袋滚落在一块草席上，这是有人事先向刽子手行贿的结果。因为没有事先打点，许景澄没能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