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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人天性懦弱，从不敢「据理力争」。凡是据理力争的，全被酱缸蛆之辈视为不安份的偏激份子。大家都在「算啦算啦，过去的都过去啦」里过日子，等候着玉皇大帝忽然开了窍，来一个「恶人自有恶人磨」的头条新闻──抗暴起义的英雄壮士，竟成了同等量的「恶人」。於是，「善人」也者，不过窝囊货兼受气包，既没有没勇气，又没有品格。华青帮所以不敢碰坐在餐馆柜台的白老爷，因为他们深知，欺负中国人跟欺负蚂蚁一样，中国人怕事怕得要命，对任何横逆都习惯於逆来顺受，噤若寒蝉，而一旦欺负到白人头上，律师出现，那可没个完，与其没个完，就不如窝里斗。
柏杨先生在去美国之前，朋友祝福曰：「你回来后，希望你不会说『中国人，在哪里都是中国人』的话。」而如今，忍了又忍，还是要这么叹息。嗟夫，中国人的劣根性造成中国人前途的艰辛。在美国黑白杂陈的社会，中国人却在单独奋战。因为没有集体的力量，所以，爬到某一种程度，也就嘎然而止。不要说永远赶不上犹太人，就是距日本人、朝鲜人，都相差十万光年。日本移民比中国移民少一半，却选出了两个国会议员。柏老可以预言（又要摆卦摊啦），再过一百年，中国移民也选不出一个。不信的话，咱们就赌一块钱。
印第安人酋长「傑克上尉」有一段沉痛的话：「你们白人没有打垮我，打垮我的，是我们自己的族人。」白人也没有排斥中国人，使中国人处於困境的，是中国人自己。
千言万语，中国人需要反省，需要锻炼思考能力，只一味喷唾沫咒骂别人王八蛋，那就越陷越深。
欧洲 人间
──欧洲之旅 印象 感想 思量之一。
今年暑假，柏杨先生有一趟欧洲之行，先到德国探望一位在我坐牢时，愿意牺牲一切，只求救我出狱，而从未谋过面的朋友，向她叩谢。再到西班牙，参加第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再到法国，这是我去欧洲的主题，应法国高等社会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之邀，当他们一个月不给分文的研究员，结果只不过开了一次座谈会，便鸟兽散。最后到义大利晋见教宗，我不是天主教徒，又没有身价，但教宗仍握手赐福，据安排我猛挤的神父老爷说，这已经足够了，所赐的福，我这一辈子都受用不完。
於是，无论正在欧洲张望之时，或安全撤退，回到台北之后，都遇到了古老问题和新兴问题，古老问题是：「你对欧洲有啥印象？」新兴问题是：「你认为欧洲跟美国有啥不同？」有啥不同比有啥印象，更需要勇气百倍，才敢回答，而「欧洲」也者，大国二十四，小国无数（当然有数，不过算术不好的人，真难一次数清），我只到过四个──严格的说，也只到过五个，第五个就是圣玛利诺。五个仅佔二十四个的五分之一，距「欧洲」全境，还远得很也。
但是，如果此说得逞，天下的嘴就全被封光了矣。为了表示「科学的严谨态度」，我老人家笔下的欧洲，可是专指我到过的地方，有时候急啦，把没到过的地方说成到过，把没做过的事说成做过，实在是为了树立形象，用心良苦。读者老爷量大福大，千万不可拆穿。
美国跟欧洲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像是天上，欧洲才是人间（我可没说亚洲像地狱──那可是你说的）。「天上」的意义不是宗教性的「天堂」，认为美国尽善尽美，你要是往上缠，我就把「二居心」的帽子往你头上罩，说你「是何居心」兼「别有居心」。「天上」意义是外太空。对一个异乡人来说，到了美国，就好像到了外太空，触目所及，绝大多数都是现代化建筑──物性太强，而人性太弱。空间广漠，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又太远，因而也影响人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每天上班要开车两小时，下班又要开车两小时，狼狈回家，已奄奄一息，既要修墙，又要擦窗，既要割草，又要抱娃，剩下的时间只够向娇妻说声「我爱你」矣。结果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淡，似乎永远隔着两层玻璃窗或窗玻璃──一层是自己家或自己汽车上的，一层是对方家或对方车上的。记得有一次在旧金山的石头城，不过下午五时，已成为一个死寂的广场，我像一个地球人降落到一个奇异的星球上似的，面对着灯火辉煌，却空无一人的栋栋巨厦，两排寒冷的水银灯压在头顶，阴风习习，扑面生寒，不觉一阵阵毛骨悚然。
欧洲不会给人这种感觉，应该可以这么说，欧洲充满了立刻可以察觉出来的尘世味道和乡土气息，房舍的古色古香，使人有一种「家」的感觉，街头咖啡座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街头咖啡座是欧洲的特产，世界上好像再没有比街头咖啡座更能带给旅人温暖，在美国，天一入夜，就像进入鬼城，找个问路的都没有，欧洲街头咖啡座却似大海中的「渔火两三点」，不但可以解渴喂肚，还可以歇歇尊腿尊脚，假如你买了一双夹脚的贵鞋，就会发现街头咖啡座简直是救命恩人。尤其是赶夜场或迷了路，正在人心惶惶，忽然看到街头咖啡座，就跟破船望见了灯塔一样，从心眼里发出欢呼。
街头咖啡座最大的妙用，跟京戏《借东风》的坛台一样，诸葛亮先生在坛台之上，观看山景，长江风云，尽收眼底。旅客们则可以坐在椅子上，观看过往行人车辆，一面喝着凉沁肺腑的啤酒果汁，一面冷眼瞧着急急如丧家之犬的车辆，和惶惶如漏网之鱼的行人，不禁叹息：他们忙个啥？就在那刹那之间，跳出红尘。
可惜的是，刚跳出红尘，就又得站起来，投入急急惶惶的行列，轮到别的坐客冷眼叹息。
欧洲最大的突出是，英语无用武之地，在里昂时，正好遇到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到法国出席关於高架力学的国际会议，他从下飞机时起，就成了哑巴，不是吃了哑巴药，而是他只会华语兼英语，所以寸步难行──连问路都问不出名堂，以致骂大街曰：「英语到处通行，只法国不通行，什么玩意？」稍后在罗马又遇到一对加拿大夫妇，提起来在法国住客栈的往事，连脖子都粗啦：「他妈的，从大老闆到店小二，没一个说英语的，存心把我们憋死。」又问我们憋死了没有？呜呼，当然没有憋死，憋死还能聆听他们的正义吼声乎哉。
到了欧洲大陆，一些自以为英语万能的朋友，才了解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盖不仅法国如此，德国、西班牙、义大利，无不如此。这可不是说英文一文不值──它总比华语有身价，水旱码头和招商客栈之地，英语还是大通特通，如果真的一文不值，我和老妻早困死矣。而是说，只有英国殖民地的臣民，才会认为英语可以通灵，欧洲各国本身不但从没有当过别人的殖民地，还自己当老闆，也搞了一大堆殖民地。不过，运气都没有英国好，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出了一个美利坚，强大得可怕，否则的话，英语恐怕出不了英格兰那个蕞尔小岛。
──想起来人有命薄之人，国也有命薄之国。德国、义大利，一连串败仗，把殖民地打光，假使美利坚是德国或义大利的殖民地，恐怕天下又是一番景致。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独立后，虽然仍用法语，可是一个比一个穷，几乎把法国拖死。西班牙情形稍好，但也没有一个争气的。我们到马德里时，福克兰群岛战争刚刚结束，西班牙悲恸欲绝，发誓说阿根廷人不是西班牙种。如果阿根廷跟美国调换一个位置，雄赳赳而气昂昂，西班牙语恐怕早横行世界。自有西崽朋友发明西班牙语是最科学的学说。
欧洲精通两国语言的人，比牛毛都多，跟在台湾的中国人精通北平话和闽南话一样，没啥稀奇。事实上整个欧洲比中国还小，姑且一比，罗马如果是广州的话，柏林不过武汉三镇，瑞典王国首都斯德哥尔摩才是北平。在斯德哥尔摩跟罗马之间有瑞典话、丹麦话、德国话、法国话、义大利话。这是直着走，如果拐个弯绕到云南省或绕到上海市，那麻烦可更大，将遇到荷兰话、西班牙话、波兰话、俄国话、匈牙利话、保加利亚话、希腊话、土耳其话。诗不云乎：「一去二三里，来回四五家。国界六七条，八九十种话。」人还没有到，已累得魂归离恨天。正因为如此，逼着他们非精通两国以上语文不可，其实所谓法语、德语，在中国人来看，不过两个方言罢啦。罗马人说话，斯德哥尔摩人听不懂，广州人说话，北平人照样听不懂。不同的是，中国人都认同北平话，欧洲各国却谁的账都不买，要买只买邻居的，英语算老几？不过一个欧洲病夫的话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不是堂兄弟美利坚先生，银子奇多而又拳头奇大，观光客如过江之鲫，恐怕英语在水旱码头地方也不吃香。
还有一点是，世界上说西班牙语的国家，有十六七八个，说法语的国家，也有四五六七个，他们到西班牙、法国观光，就跟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华人到中国大陆或台湾观光一样，用自己原来的母语就足够。还有一点，则是民族的自尊，法国尤其高潮，别的国家，看你伸脖子瞪眼，有口难言，他们会感到抱歉，抱歉不能帮助你。法国同样也感到抱歉，不过却是替你抱歉──你这个自大的傻瓜，怎么不会说俺这种天下第一语呀。
语文 币制 乱七八糟
──欧洲之旅 印象 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