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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过柏杨的着作没有？』对方如果看过，他就问对方的感想，如果感想相同，他就要他们捐款，十元、二十元、五十元……如果感想不同，他就认真的跟对方讨论。如果对方没有看过，他就一套一套的送出去，要他们阅读。多少年来，无论聚会的地方多远，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抱着一大堆你的书赶去，从没有间断。」
「捐到的钱，」咪咪女士说，「都寄给当时在壁斯堡的孙观汉。」
「中国人的猜忌心很重，」于摩西先生说：「有人警告他：『你怎么能相信孙观汉，他或许拿去自己用了，辜负你一片好心。』张子全说：『从孙观汉苦苦营救柏杨的文章中，可看出他的高贵品德。而且，敬爱柏杨的人，不会有坏人。』」
我感到惭愧，在我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不知道交到多少，最初甜言蜜语，后来反而伸出毒手的朋友。
「一九七六年，」于摩西先生说，「我们一群年轻人，再也忍耐不住，终于结合成一队，浩浩荡荡，开到洛杉矶领事馆呈递抗议书，抗议对你的迫害。领事馆里的人在人群中，一眼便认出了我，当场教训了一顿，大概是说我们被人利用了之类。没有被认出的朋友，也平安不了几天，因为领事馆照了像，他们的家长立刻从台北传来压力，吓得张子全从此不敢回国。告诉你一件事，吴新一教授发表了几篇营救你的文章，他夫人江佑贤回台北时，就被治安单位传讯，要她转告她丈夫；多作研究、少为叛乱犯抱不平，吴太太全家都吓坏了。」
于摩西先生显然不知道吴新一先生跟我，在我出狱后相认。灯光下，我似乎已看到「公车上书」千古如一的景观，一批手无寸铁的高级知识份子，为了良知和爱国，不惜孤注一掷。
「可是，」于摩西说，「自从你一九七七年出狱后，张子全便不再谈你了。一九八一年，你来洛杉矶，他曾买票去听你讲演，我们问他：『你为什么不上去自我介绍。』他说：『拥上去跟他握手的人太多，我只要看他平安就够了。』我们怪他，大家都希望有一天你们相会，使你知道有过这件事，不管是多少年之后。」
我激动得站起来，上天在责罚我，我竟不能当面向他道谢。在入狱前，跟孙观汉先生虽不认识，但我们总是通信，而张子全先生，却连信也没有。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矶讲演，竟不知道台下听众中，有我的恩人，假使我知道，我会奔下讲台，大声呼喊，张开双臂拥抱他。想不到这么多朋友为我的灾难，分担这么多痛苦，血液在我身上沸腾，我要立刻见他，我打算勉强主人开车送我一程，我要亲口说出我的感恩，像我和孙观汉先生一样，在我们的余生中，永不相忘。
「他现在在那里？」我迫不及待的问。因为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已远走天涯。
「洛杉矶。」
「那太好了。」我说，「我要见他。」
于摩西夫妇们沉默了一会，灯光摇曳，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他住什么地方？」我追问。
「Rose Hill！」
「啊！」我惊叫，我去过那里，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我宁愿保留一线希望。
「当管理员？」
「不，」于夫人咪咪说，「在那里安葬。」
于摩西先生看出我的震撼。
「一声散弹枪响，」他说。「结束他的一生。」
「什么时候？」
「一九八二年六月七日。」
他记得这么清楚。显示出他们友情的深厚。
「我们参加他的葬礼，大家都哭了。」
「为了什么？」
「爱情。」
我长长的呻吟。
「张子全跟一位已经分居，而又已经签字的离婚女友相恋，二人决定结婚。」
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生如此巨变。
「女方受到压力太大，超过她所能承受的程度。她跟那位已离婚了的丈夫，都是权贵的子女，双方家长──严格的说，是女方家长，为了政治利益，强迫他们结合。当离婚书签字后，老爹从台北打长途电话，在电话上软硬俱施，甚至向女儿哭泣哀求，使女儿精神恍惚。」
「我推测，」我说，「攻击张子全的恶评，如倾盆大雨。」
「你推测对了，他就死在忽然变卦了的女友面前。」
我打了一个寒战。
「张子全是逢甲学院水利系，一九七一年毕业的，他是他家的老么，上有父母，他父亲当过国税局长，更有高龄九十余岁的祖母──直到今天，他们都仍在人世。张子全十分孝顺、想不到却给两代老人带来伤痛。」
「那女友呢？」
「仍回到她丈夫的身旁。」
一阵沉寂。
「他做了一件傻事。」我扼住自己手腕。
「他做了两件，」于摩西先生说，「一件是为你。他的性格使他愿为敬爱的人牺牲。」
夜很深了，我像从刑房走出来的囚犯、软弱而发抖，我和香华走回木屋、游泳池的水在如同白昼般的灯光下，清澈见底，彷佛要洗净人间惆怅的心思。
两天后，我离开洛杉矶，回到台北。直到今天，我不知道张子全先生的相貌，也没有见过他的字迹。使人生更多一件遗憾、最遗憾的是，我没有到他墓地。容我下一次吧，下一次，我到洛杉矶，我会去Rose Hill，向这位亡友致祭。我相信灵魂永在，我会焚化这篇小稿，九泉有知，你会看到，请接受我迟来的感激之情。
然而，我们抱怨你，不是抱怨你为情自杀，人，总是要死的，能为一时之爱而死，本身亦有价值。我抱怨的是，你不须摧毁使我们成为好友的机会。
我们从不曾相聚，所以不能称离别。我们从不曾分开，所以不能称永诀。然而，幽明却是如此相隔，在还没有前往坟头之前，请先受我一拜。
感谢于摩西先生夫妇的安排，感谢当时向领事馆冒险请愿的朋友的热烈。云天不断、情义常流。
──一九八四？十二？二○？台北《向前看杂志》
──一九八五？一？十六～二二？洛杉矶《论坛报》
哀江南
江南遇刺的当晚，我正在爱荷华，朋友打电话告诉恶耗，当我终于被说服相信这是事实时，我握住电话筒，呆在那里，浑身一直发抖。脑筋只记得一件事：两枪射中前胸，一枪穿脑。
我先前不认识江南，他为了营救我出狱，七○年代时，曾到壁斯堡拜访过孙观汉先生，而且写过不少呼吁的文章。一九七九年，那时我还不能出国，香华于出席在韩国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后，前往美国，就住在江南家。而我于一九八一年前往美国时，与香华一同住在他家，我们才见第一次面。他给我的印象是，生猛、正直、豪爽、热情、乐观，声如洪钟，话如连珠。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猛烈抨击，他唯一的愿望是看到祖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立刻成为好友，但我们也不断辩论，当他辩论不过我时，就用他那一种特有的爽朗大笑，作为结束。他否认他是「柏迷」，他说：「我只是打抱不平，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而他最特殊的是，改不了传统的饮食习惯，一早起来便吃炸酱面，我对这不能适应。
今年（一九八四），我和香华到爱荷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八月底抵旧金山时，没有住他那里，但我们仍然会面，他说他要去云南收集龙云的资料，又向我探询在台北出版《吴国侦传》的可能性。随即匆匆分别。一个月后，也就是凶案发生前几天，他打电话到爱荷华，告诉他已归来，然后，「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他说：北京「友谊出版公司」要出版《柏杨版资治通监》、《皇后之死》、《帝王之死》，以及香华的《不眠的青青草》，共十九本，每本版权费美金一千元。
「你写个收条给我，」他兴奋的说：「他们用外汇付美金支票，信件往返一个月，你在美国正好派上用场。」
我告诉他我不能收下这笔钱，更不能写下收据。
他思索了一会，说：
「这样好不好，因为《通监》每月一册，那就是说，你以后每月有一千元美金进账。美国的一些华裔知名之士，在河南郑州创办了一所黄河大学──这是中共建国后第一所私立大学，你是不是可以把这笔钱设立一所奖学金。」
我当然高兴我的故乡子弟能得到鼓励，但仍是刚才叙述的，我不能作任何表示，因为我没有权力处理不是我的钱！
他大声说他会在不违背我的立场下，促成这件有意义的事。
两天后，传来他的死讯。在来往吊唁电话中，知道他早已把这件事告诉黄河大学美方负责人。江南夫人崔蓉芝女士说：「江南好不高兴，几乎是见人就宣传，并附带赞扬你慷慨，他估计一九八五年底，至少有三万美金，他说：『我能捐出这么多钱就好了。』」我万分惭愧，我是在「慷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江南开吊那天，各方友好齐集旧金山，据我知道的，李黎从圣地牙哥、薛俊枝从洛杉矶、许达然从芝加哥，遥远奔丧，在灵前哭成一团。而我当天正随着各国作家，集体前往芝加哥，不能分身。
十一月三十日，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结束。我和香华本来直飞洛杉矶，由洛杉矶直飞台北的。特别改道旧金山，十二月一日下午，我们抵达我们曾经下榻，蒙受招待的江南幽静家屋，蓦然在望的是江南含笑的遗像，和香案上供奉装着江南骨灰的一个小小的蓝花瓷坛。两个孩子都大了，蓉芝已熬过可怕的冲击，我们焚香鞠躬，江南，永别！
蓉芝领我们下楼到车房，指点江南中枪倒地的地方，跟两位凶手躲藏的位置，而就在这车房，我们多少次爬上他的汽车，送我们访友。
在我们抵达旧金山之前，报上宣布已经「破案」，凶手分别在旧金山及台北被捕。虽然仍是一片迷惘──隐藏着不可理解的结，但事实已走到水落石出尽头，任何人都无法埋葬内幕，今天不知，明天会知。
千言万语，都无法使江南复生，所以，对蓉芝任何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