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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每一个老兵都可以这样，因之产生很大的效应，村上只要有一个回家探亲的老兵，就会使全村的人感觉出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辐射能，使社会主义相形见绌。
老兵过去是军中的一员，是蒋中正所谓的子弟兵，是政治工具，是筹码。两岸开放探亲后，有一些老兵连飞机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在台湾搭飞机也许还可以，但是要跑到香港转机，他的心里先胆怯，在香港语言又不通，产生很多问题，然而这些人在台湾不是一直被称为是所谓蒋中正的子弟兵吗？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设一个站来辅导，而任凭他们在那里被唬、被骗，几天几夜也出不了机场。
异域泰缅边区孤军的下一代，在台湾求学，政府却拒绝发给他们身份证，使他们成为无国籍的弃儿，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对他们的军人子弟如此残忍。
不论是中华帝国、或是罗马帝国，士兵永远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一将成名万骨枯」，士兵永远扮演枯骨的角色。抗战时候，战场上，一连几百人，几分钟就没有了。再上去三、四连之后，后面连补充队伍都断绝，那些士兵都吓破了胆。
一个班长，在被攻击的很厉害后，打电话向上级求救，得到的答覆是：「不惜任何牺牲守住。」班长人傻了，什么叫不惜任何牺牲，就是不惜把你打死、把他打死，反正是别的人死。
而且，历史上只注意到死多少人，却没有注意有多少人在战场上受伤，在中国只有死亡的数目字，没有受伤的数目字，其实伤的往往是死的二、三倍，兵死了就死了，伤兵的苦，却非常地现实，我曾在停尸间看到惨状，他的前胸只贴了一块纱布，都是因为战争，才会发生很多平常不会发生的惨事。
我年轻的时候是好战的，但是现在年纪大了，特别想到老兵的处境，变得如此反战，战争是很无情的，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而人的生命，实在可贵。
美国有一个女性访问员，在访问伊朗精神领袖柯梅尼时，她问到：「为什么要和伊拉克冲突？」柯梅尼说这是一场圣战，女记者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句话要死掉几万人？可是你却不在内？」我觉得这个女记者真是可敬可佩，事实是那些高喊、发动圣战的人，在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任何生命的危险。
国民党军人是个悲剧，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悲剧？不仅如此，我觉得整个中国人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苦难」。
──一九九五？四？
附记：为林照真女士着《中国人的悲哀》所写序文。
重赋绘画生命
──《李苏羽画册》序
艺术创造是文化生命的一部份，从呱呱坠地进入茁壮，到达巅峰，然后出现老化，最后消失！世界上没有不衰老的文化，更没有不消失的文化，除非不断吸收营养──像中国传说中的神灵，每天吸取日月精华，修练成长生不老，也就是永远维持新陈代谢机能，才能永远保持年轻。生命会随着岁月增加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这样无穷尽的下去，可是生命力却不会衰退。艺术创造想要永垂不朽，就如同上述故事中的神灵一样，必须保持畅旺的创造生命力。
中国绘画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的主流，在纪元前那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艺术创造兴起，使人眼光撩乱，目不暇给。绘画世界一开始就分为几个大方向，无论花鸟、山水、或人物，在艺术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可是到了大分裂时代，官场文化形成后，当官成为知识份子唯一奋斗的目标，也是唯一正当行业，艺术逐渐被人轻视，山水画原本应该有的嶢岩雄伟，变化多端的自然景物，竟然僵化成刻版的模式，看过一幅之后，等于看过一百幅，使人感慨中国风景每一处都一样。至于花鸟和人物画，生命力也明显的僵化成了木刻的复印版，于是乎看起来中国的人物长得都一样，花鸟也都一个式样，就是只重临摹缺少写生之故。
当台北故宫博物院开馆之初，我曾经前往参观，我没有艺术上的专业知识，只是一个平凡观众，但我在几匹马的一幅巨大画前，感觉到那几匹马逼真生动，令我有点惊愕，因为我看过很多关于马的画，朋友中也有以画马闻名的画家，但给我的印象，好像孩子们的拼图游戏，是拼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原来，那天我看到的是义大利画家郎世宁先生的作品，他把西方绘画的笔法透视和素描带进了中国的传统绘画。临摹拼图式的画法使中国绘画走向死亡，（假定这句话，冒犯了传统画家，我也真高兴我敢提出这项冒犯），这是我们最大的忧虑。然而，当我看到李苏羽女士的创作时，跟我初看到郎世宁先生的绘画一样，除了赞叹，内心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虽然李女士的山水画仍多少保留传统的固定模式，但她所用的色彩却是大胆的突破。突破，对中国人而言，有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使社会譁然的行为。而李女士的仕女画，一反中国几千年来的作风，打破从一个模子浇出来，毫无个性的面貌，腰身的线条处理，走出了原已僵化的狭小格局，并且个个人物都细考历史渊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是闭门造车的凭空捏造。所以我认为李苏羽女士在绘画上的成就从她的仕女画上呈现，也使你感觉到那些人物个个都是生命个体，随时会从纸上走出来，古人所谓「画龙点睛」不过是文字游戏，而李女士画中人物的眼睛才是真正的灵魂之窗，除了创造的功力，更有突破的勇气，我们祝福她，望她有更大的成就。
民主巨人曼德拉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一开始就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可信任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
狄更斯所指的是十八世纪大革命的法国，而今，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的世界，更适合这项描绘。如果拿来对比，二十世纪的动荡，更惊心动魄，使很多人哀伤：不幸生在这个时代！也使很多人鼓舞：有幸生在这个时代。
二十世纪人类创造出来的奇蹟，达到人类进化史的高峰，而且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政治。但政治奇蹟的感受，却是如此的普遍和直接，威力无与伦比，不管高兴和不高兴，在二十世纪中，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制封建政府，都被摧毁。问题在于，每一个专制封建政府，毫无例外的，在被摧毁之前，总有一阵垂死挣扎，所以，二十世纪的政治犯，数目百倍于往昔。然而，随着人民的觉醒，和国际公理的伸张，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最多政治犯突破网罗，登上国家领导人高位的时代。狄更斯所指的双城领域，只有拿破仑一个人升起，而他是一个军官，与政治无关。二十世纪不然，迄目前为止，就有波兰总统华勒沙、捷克总统哈维尔、南非总统曼德拉，他们都是旧政府欲杀之而后快的叛徒。而曼德拉尤其传奇，他在监狱中被囚禁的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却几乎一出牢门，就直接走上总统宝座。
各国政府囚禁政治犯的地方，往往选择一个岛屿，国人对台东外海的火烧岛的印象，一向深刻，而南非则有罗本岛，为的是容易防范囚犯逃出，和狱外人士救援。但执政者对付政治犯的方法，则各有千秋，南非是英国系统的殖民地，政府对人民的迫害，都透过法律程序，他们用法律禁止黑人跟白人混合、用法律禁止黑人离开他的居所或村落，法律纯粹成为压迫的工具，而不是伸张正义的工具。可是也因之养成朝野官民一种对法律的敬畏情操，当罗本岛监狱一位军官挥拳向曼德拉扑上来，曼德拉冷静的警告他说：「如果你手指敢动我一下，我将把你带到最高法庭，而当我与你在法庭上一决高低之日，你将会一贫如洗。」那军官惊异的呆在那里，这使我回忆火烧岛上囚禁的一位香港商人，当他向调查局调查员要求律师在旁时，特务们对他竟懂得法律，大怒若狂，立刻施以暴打。曼德拉当选总统后，南非国家机构之能像过去一样，正常运转，证明法治已深入人们骨髓。
然而，政治冤狱之荒谬性和无耻程度，各国皆然。曼德拉叙述政府的主要证人──开普敦大学政治系主任安德鲁？默里，指控「非洲民族议会」所有文章，包括着名的〈自由宪章〉在内，都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曼德拉对此有精彩的叙述：
「伯兰格（曼德拉的辨护律师）说，他要给默里读几段来自不同地方的谈话，请默里监别一下这些话是不是含有共产主义思想。那一段话大意是普通工人需要联合起来，不要互相利用。默里说是共产主义式的，伯兰格随即指出上述讲话是南非前总理马兰博士说的。接下来伯兰格又续读了两段话，默里都断言是共产主义式的语言。事实上这两段话，分别出自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罗？威尔逊口中。下面出现了高潮，伯兰格再读一段话，默里毫不犹豫地把它归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伯兰格又宣布，这段话是默里教授本人在三十年代的杰作。」
台湾政治犯和广大的家属群，对这种荒谬证词和无耻判决，一定不会陌生。曾有人被控「为匪宣传」，在谈话中谈到中共兴建了长江大桥，消息来自国民党《中央日报》，军法官判决说：「报纸是让你看的，不是让你说的。」又有人被控于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时，高唱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正式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军法官判决说：「经过调查，〈义勇军进行曲〉是共匪国歌。」而〈义勇军进行曲〉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乃一九四九年，被告唱歌十二年之后的事。
反抗运动经常和共产党结合，或被共产党吸收，因为共产党是一个压制性机器，最适合野心家的口味，曼德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