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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但武器却大多数是国军的，尤其是卡车，青天白日军徽还没有涂去，驾驶兵青天白日帽徽刚刚摘下，尚留着圆形的白色痕迹，而坐在车上游行进城的男女学生，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唱特唱。就在车队行进中，一个身穿整齐军服、领佩少校阶级的国军军官，突然从群众中跳出来，拦住去路，手指着车上的年轻人破口大骂，那些年轻人似乎没有想到这个场面，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应！后边车子上的学生却在吼叫：「冲啊，冲啊，压死他，压死他！」我不敢再看下去，以后的结局可能是血肉模糊，也可能只把他扣押，那可是众目睽睽下的反革命现行犯。当我把看到的告诉同住在口袋胡同另一位其他的国军朋友时，他嗤之以鼻的说：「傻子！」我打了一个寒颤，有些人连背后给英雄人物一声赞叹都不肯，反而认为别人都「傻」，只有自己绝顶聪明──那当然是中国人传统模式的绝顶聪明。
我决定走！
像恶魔一样抓住他
忍不住失笑，笑声使我从四十年前的北平恶梦中惊醒。
在漫长的一生中，我有太多次面临抉择。一九四九年春季，我在北平再一次遇上：留下来的话，虽然有些朋友愿意安排我到人民大学和华北学院，但我已经嗅到不自由的气息，在「铁的纪律」下，一些共产党朋友对我几乎只讲《人民日报》上早已讲过的官式语言，我听不出那些话的实质内涵，越来越不能忍受。可是，如果我走，又往哪里走？徐蚌正在会战，蒋中正先生任命了以猪脑袋闻名于世的刘峙当总司令，已注定失败（这是历史上一项奇异景观，天下人都知道会战非失败不可时，首领却独具只眼，认为不会），我必须在他失败前赶到江南；流浪一个地方，算一个地方。可是我身上最后一块银元就要用完，当时逃难路线只有一条；从北平出发，经济南，到仍在国军固守中的青岛，然后乘船到上海；到上海之后，再谋生路，这是一个长达一千公里的艰难跋涉，我不能没有盘缠就贸然动身，如果全可以步行，我可以沿途乞讨，但乘车乘船，却非钱不行，而我没有钱，「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心如火焚。
就在这时，徐天祥找到我，不声不响的拿出十五块银元，推到我面前，说：「你的路费！」这是我能不能离开北平的最大转捩点，惊喜和感激，一齐涌上心头，我说：「天祥，你从哪里弄来的钱？」他说：「你不用管！」我说：「天祥，可是，你怎么办？你是一个老国民党！」他才三十多岁，精神却委靡到毫无斗志的地步，我说：「天祥，你生活怎么办？」他一味的笑，那是一种茫然的笑。我腼观的收下，这是救命钱，使我有资格逃亡。腆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的一天，天色微明，北平城安宁得像一只刚睁开眼睛的婴儿，我背着行李，在朋友的祝福下，踏向茫茫前程，继续人生飘泊！那年，我二十九岁，当时穿着一件长袍，是我初到北平时，一位刚刚从大学毕业，而又刚刚结婚，名叫杜继生的朋友送我的，我一直穿到台湾，又在台湾穿了十年，穿到破烂不堪，才把它丢掉，但友情温暖，使我永感。再也想不到，这件棉袍却像恶魔一样的抓住他。杜继生现在河北省教育学院教书，因为听信共产党「交心」的保证，把一生中鸡毛蒜皮的事都坦白交代，当然包括那件棉袍，他受到很大的赞美，说他是最可敬的进步人士，可是当开始清查旧账，认为他赠我棉袍这件事，发生在「解放以后」，而「解放以后」的意义就是「资匪」（在台湾，也有「资匪」节目，不过「匪」「匪」不同），杜继生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直到前年（一九八六），我到香港第一次会亲，他就透过我的女儿，要我写一文件，澄清当时实情，我写了，不过，我一面写，一面忍不住失笑。
大概我的笑声突如其来，使我从四十年前的北平恶梦中惊醒，我们的车子仍在机场到北京的林荫大道上奔驰。周明显然被我无端的笑声吸引，问我笑什么。
「我笑的是，」我照实说，「共产党对他自己的干部都不相信，却相信一个被称为『匪』的逃犯。」
我自己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我应说得更清楚一点，但车子已到北京饭店。那是一个古老建筑的现代化旅馆，一九二○年代，也就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建筑仍保持当初模样，使人很容易想像当年的风光。
我们把行李放妥，周明和晓钢提醒说，如果我们要攀登长城的话，应该明天就去，否则，朋友们一旦会面，应酬多起来，恐怕就难排出时间！攀登长城是一个动人心弦的诱惑，尤其，对我而言，还有特别意义，它在我坐牢这件事上，多少有点贡献；一九四八年从渖阳逃往北平，经过山海关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拒绝国军俘虏入城，大家只好从山海关西侧「墙」「城」相接处爬过去，爬到长城里面。可是，台北调查局调查员李尊贤先生，却认为我说谎：「长城那样高，你怎么爬上去？」偏偏山海关「墙」「城」接连处的长城，是里外都可爬上去的，但这没有用，特务认为爬不上去，就爬不上去。结果，像紫人国的「人民甲」一样，我自动招认爬不上去。这次前往大陆，我本来想再去山海关，原样再爬一次，拍一卷录像带的，实在因山海关太远，而且香华毫无兴趣，她说：「顺便还可，专程不必！笑谈还可，认真不必！纵使当时特务承认长城可以从外爬上去，你难道就能走出狱门？你自己常说：专制封建社会，无罪不能无刑，你自己都忘了。」不过北京情形例外，到北京而不爬长城，犹如到凤凰城而不一游大峡谷一样，脑袋一定被驴踢过。
紧缠绕着地球
长城无罪，有罪的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爬过山海关的长城头，也看过嘉峪关的长城尾（嘉峪关长城不过一道颓塌残破的土墙，无法攀登），但是，还没有见过长城的腰。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出发，沿途是四线道的柏油公路，经过居庸关时，下车凭吊，关门孤立在一个山头上，附近全是小贩，我们开始尝到北国风沙，虽然只是初起，已足够使一个人披头散发。
八达岭位于北京西北，航空距离约六十五公里，公路虽然弯曲盘绕，但一个多小时，仍然抵达。长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它，它是中国人的骄傲，认为从太空回望地球，唯一可以看得见的人工建造物，就是长城。太空之旅发展到今天（一九八○年代）为止，证明并看不到，但长城确实是伟大的工程之一，应没有疑问。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有一千八百年，外患来自北方。北方简直是「野蛮民族」的出产地，消灭一个部落，另一个部落崛起，消灭一个种族，另一个种族崛起。即令野蛮民族把中国征服，成为中国主人，他也同样会遭到另一个在北方崛起的「野蛮民族」攻击。像鲜卑民族建立北魏帝国，北方就有蠕蠕汗国；女真民族建立金帝国，北方就有蒙古帝国；满洲民族建立清帝国，北方就有俄罗斯帝国。赶既赶不走，逃也逃不掉；于是，从耶稣诞生之前六百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兴筑长城抵御。
因此长城始终受到尊敬，只到最近，才忽然间揭起争论，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部以抨击黄河为主的电视节目《河殇》，流弹射中长城，认为长城使中国人保守，养成中国人思想的局限性，只想到躲避，没有想到出击，即令是到大海之上，像郑和下南洋，也摆脱不了那种局限。我不认为长城对国家民族有负面影响，相反的，如果没有长城，中国人的苦难将更大、更长。长城不是中国特有的产物，罗马帝国有、日本帝国也有。一个国家需要城，犹如一个战士需要铠甲，再勇猛的战士，他都需要铠甲，史书记载也有不穿铠甲的，像《三国演义》上的〈许褚裸衣斗马超〉，但那不是常态。唐王朝边防军将领张仁愿沿着河套以北，以现在的内蒙古包头市为中心，兴筑三座受降城，全没有瓮城，也没有防守设备。他说：「盗匪侵犯，部队应全力出击，回头望一下城门的，都要斩首，要防守设备干什么？」然而，不久之后，仍不得不兴筑瓮城。国家的长期防务，跟一场战役不同；一场战役，可以用不断攻击代替防御，国家便不能只出击不防御，如果长期保持出击状态，国家将枯竭而死。长城无罪，有罪的话，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长城确实壮观，但它的宽度不如西安城；而它闻名于世的巨砖，在中国是独尊的，但比起日本大阪城的巨石，也自顾形惭。大阪城墙所用巨石，要比长城巨砖大五十倍（这当然是我仓卒下的估计）。但长城仍有它独特的雄伟，它像一条巨蛇一样，翻山越岭，紧缠绕着地球，把本属一体的千山万壑，分割南北，北方就是「塞外」「塞北」，我们向北眺望，可以想像到当年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以及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铁蹄战马，在起伏无穷的万山之中，奔驰呐喊。
实地观察长城的结构和它的长度──五千五百公里，我蓦然发现，在那个骑马射箭，甚至明王朝末期，已经有了火药红夷大炮之后，要想攻破长城，根本就不可能，弓箭无所施其技，红夷炮每一炮也不过在巨砖上轰出一个剥痕。检查历史，城的陷落，几乎全由于饥饿和灌水，而长城的防御，中国用全国人力和粮食，支援一个据点，守军永不会饥饿。至于灌水、攻击的一方可以用水灌晋阳、灌寿春、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