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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飞奔逝去，不久，我看到新乡车站，那是距我家──辉县，最近的一个车站，本来可以在这里下车，只是，我误以为所有的快车都不停新乡，所以车票一直买到郑州。新乡过后，是小冀站，再南是黄河沿站，然后，列车终于隆隆的穿过古老的黄河铁桥，正当我盼望再穿过记忆仍新的邙山山洞时，却没有穿过（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列车已到了郑州。我在大陆时，河南省会在开封，离开大陆后──一九五○年，省会迁到郑州，这是一项明智的措施，郑州位居河南省几何中心，南北京广铁路和东西陇海铁路，在这里交会。飞机场是国际级的，又是中国四大通讯枢纽之一。城区面积八十九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二万人，比旧省会开封多出两倍。但开封仍是河南第二都市，我的第二故乡，可惜这次不能前往。在郑州，我这个归乡游子，受到意料之外的热情接待，感动至深，因为中央宣传部刚刚下令，要各传播媒体对我不作报导；稍后，我提出这一点询问朋友，我说：「难道你们没有接到指示！」他若无其事的说：「我们是接待乡亲，不是接待作家！」
河南省副省长胡悌云先生午宴款待，饭后，参加河南作家协会主席于黑丁、副主席郑克西、南丁主持的座谈会，发现小说家张一弓、徐慎，和评论家鲁枢元，都是开封高级中学的校友，当然，他们都是年轻学弟。会中交换意见，我再一次的介绍台湾的版税制度，以及海峡两岸文学的差异部份，跟相同部份。听到这么多作家用我久已生疏了的河南话交谈，亲切与兴奋交集。
座谈会结束后，离开郑州，迳返辉县，由河南作家协会派车，副秘书长杨晓杰陪同。辉县位于郑州市正北，航空距离八十公里，我们必须回头北上，再穿过黄河大桥，先到新乡市。新乡市距辉县二十公里，陆路有直达北京和广州的京广铁路，水路有直达天津的卫河，是辉县对外的唯一门户。辉县西北靠太行山，太行山的那一边是山西省，两地来往极少，辉县人到外面世界，差不多都要先到新乡，再乘火车北上或南下。
我们到新乡时，已经黄昏，暮色开始入侵大地，街上出现灯光，司机对路径不熟，他停下来询问一个小贩，那小贩告诉我们如何走，一面说一面指点。这时，一个推着脚踏车、脚踏车平梁上还横跨着一个小孩的年轻人，挤了上来，上下打量车子里服装跟当地不一样的我和武勤英，转身纠正那小贩的说法，告诉司机先走哪里，再走哪里；我们都深庆遇上贵人指点。还剩下的二十公里路程，估计最迟半个小时后就可到达。车子一出新乡，天就黑下来，不得不打开车灯，逐渐进入乡村小道，高低不平，曲曲弯弯，大地一片沉寂，万籁无声，偶尔有狗吠，只不过提醒旅人：这是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庄。这样摸索前进，走了一个小时，仍在村落与村落之间，绕来绕去，又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时，司机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小贩说的对了，那推脚踏车年轻人，指出的显然是一条错路。我再想不到，已经回到自己故乡门口，却受这种挫折，是那年轻人故意误导？或是他自己就不清楚？他如果误导，目的是什么，他在其中并得不到利益。他如果自己就不清楚，可是看他当时的肯定态度，显示他充满自信。
最心焦的是，我女儿郭素萍，和她的家人会在辉县担忧，二十公里路程，车行两个小时还不见影踪，当然会往坏的方面想！怨天尤人已无济于事，但我仍对那推脚踏车的年轻人，无法原谅，假定环境许可，我一定要弄明白其中原因。原来只要半个小时的，在走了两个多小时后，司机指着前面一个灯光闪烁，轮廓模糊的市镇，对我说：「那就是辉县！」我霍的直起身子，把车窗摇下，向外眺望，黑夜中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心里在呐喊：「这就是我的故乡！」我有一阵阵上袭的凄凉感觉，我知道就在我的故乡，像《根》的男主角孔达坎地在他的故乡一样，已无家可归，父亲留给我们的，常村乡间，有一座包括两个小院的房子；在城里，有一座包括四个小院和一个菜园的房子，早被没收。长女素萍住在西关，家中拥挤不堪；自从香港会亲以来，我一直幻想有那么一天，悄悄的在女儿家门口出现，仔细体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我还是遵从朋友的劝告，变更计划，改住距县城两公里外的百泉宾馆。车子沿着昔日城墙拆除后的马路前进，街上偶尔还有行人，我想，说不定其中有我认识的亲友。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离开长达四十六年之久。当一九四二年把父亲安葬后离开时，辉县还在日本皇军统治之下。
他跟才女结婚
他一入狱，她就疾如闪电，站稳阶级立场，跟他划清界限。
人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故乡，在属地主义感情下，我虽然生在开封──历时三百五十年之久的古都，虽然一切证件上也都注明我是开封人，但因开封是个大都市的缘故，有一种大都市特有的疏离气氛，所以，到了最后，只有辉县跟我互相认同。我十岁那一年，父亲因不忍看我继母对我的虐待，托九叔郭学澐，把我带回我从来没有回过的老家，安置在城里住宅，又请一位表婶陪伴，给我煮饭，我先就读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四年级，有位终生难忘的老师格非先生，在课堂教我们读当时称为新文艺的小说《渺茫的西南风》，对女主角的委屈遭遇，迄今仍回荡心际，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引起我对文学的喜爱。后来，再考上刚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
我从小丧母，母亲姓魏，是辉县西关人，外祖父母早已去世，记忆中的舅父、表兄弟，都很冷淡。母亲死时，只我姐姐郭育英抱着我在床前哭，姐姐是个苦命人，出嫁后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姐夫即行逝世（不知道怎么逝世的，只记得国民党清党时，他四处逃亡）。她就带着唯一的女儿守寡，一直到前年（一九八六）才病故。我从小不专心读书，在学校又总是闹事，当姐姐的操了不少心。
我在百泉初中读书时，姐姐已经寡居多年，我像游魂一样飘荡，一个正值叛逆年龄的男孩，在没有人管教、爱护下，自生自灭。我最后被学校开除，给姐姐带来伤心的打击，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这个当弟弟的，都深感惭愧。
往事如烟，煞车声提醒我，车已到百泉宾馆，见到了一直等候在那里的乡亲，刚刚坐定，素萍带着孩子们赶到，虽然父女去年（一九八七）在香港会过亲，但当她扑到做父亲的身上哭时，仍无限伤感。这是我回到辉县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杨晓杰先生告辞回郑州，拜托他代购十一月六日由郑州赴西安的卧铺票。杨晓杰先生走后，我才知道新乡每天都有一班直发西安的夜快车，也有卧铺。如果早知道的话，我不致打扰郑州的朋友，但也庆幸信息错误，才得以认识郑州那么多新友。
新友两个字，提醒自己的年龄。第二天县政府宴会上，面对着热情招待的父母官县长刘廷和、共产党县委会书记李维海、辉县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作杰，向他们多少年来照顾素萍致谢，同时，询问各人的年龄，不禁叹息说：「你们都是我离开辉县后出生的！」所以，即令在辉县，仍然也几乎全是新友，虽不是丁令威化鹤归来，但我跟我最熟悉的故乡，当中却隔着一条时间鸿沟，无法逾越，无法使时间倒流。就在院子里，灯光黯淡，一个驼背的老妇人，满头粗糙稀疏而苍白的头发，脸上横布着时间巨斧砍出的深邃皱纹，一身破旧而不合身的衣服，她蓦地阻住我的去路，没有一句寒暄、一句介绍，就用半吆喝的声音，向我质问：「你瞧我是谁？」我望着她，对这位老太婆，从神情上可看出她跟我并不陌生，她再问：「你瞧我是谁？」我无法揣测，有些人围上来，我忽然发现她一定很窘，可能她已向亲友肯定我会认识她，于是她厉声再问：「你瞧我是谁？」我抱歉我的记忆不好，而且相隔四十年以上，我也无法想起，她有点沮丧，低声说：「我是杜育民！」她就是常咸六的妻子，就在她家，北京口袋胡同二号，我们和徐天祥一同聆听「和平解放」广播；同样的也在她家，我背起行囊，穿上杜继生送的棉袍，逃出北京。她，那个长发披肩、身材婀娜的美丽少妇，却成了今天这个模样，我突然喊说：「你是杜育民，我不能接受！」我抓住她的肩膀，喃喃自语说：「我可以接受你的老──」我没有说下去，但我心里悲哀的说：「但我不能接受你老得这么丑！」常咸六在北京「和平解放」后，回到辉县，以一个国民党军官，在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痛苦可知，更糟的是，好容易等到儿子长大，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常咸六不声不响，在厕所里摸索着把绳子吊到梁上，自缢而亡。杜育民生活无着，只好再嫁，偏偏穷苦的后夫也跟着逝世。她虽然跟常咸六生了儿女，但在那个封闭的社会里，仍难逃祥林嫂的坎坷命运。
另一位国立兰州大学同学杜其庆，他是一个苦读生，家庭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又教了几年书，才考上大学，毕业后，在重庆财政部人事处做事，跟一位他一谈起来就眉飞色舞、高不可攀的才女万书林女士结婚。对日抗战胜利，他调到上海税务局工作。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上海时，曾在他家作客，小家庭布置得整整齐齐，那时他的长女不过一岁，夫妻把她当作公主一样照顾，是一个多么令人称羡的幸福家庭。上海易守，他们又一连生了三个女儿，然后，众所周知的灾难来临，杜其庆入狱，万书林女士疾如闪电的跟他划清界限，而且坚持阶级立场，把长女、次女交给后来出狱的杜其庆带回辉县育养，万书林女士则带着三女、四女，仍留上海。杜其庆前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