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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4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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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篡位夺权之辈,那就更不用提,像晋王朝第三任皇帝司马伦先生,史书只称他的原衔「赵王」,而南宋帝国第四任皇帝刘劭先生,连原衔也取消啦,直接称他「元凶」。这些人虽然王八加三级,但评鉴是评鉴,谴责是谴责,事实是事实。
   
     你可以跳高捶胸,怒詈某君王是有史以来最坏的君王,连一条蛇都不如的君王,应该杀千刀的君王,但你不能拒绝承认他是君王。柏杨先生的头脑,就是这么简单明瞭。 传统史学家的头脑就比较非常复杂啦,像鳄鱼一样,身陷酱缸深处,只把两眼露出缸面,看清政治风向,再行下口。政治既然主宰一切,拿刀的既可以一高兴或一不高兴,杀拿笔的,结论当然是成则王侯败则贼。诋毁为「贼」,仍不过瘾,还要进一步把他斗臭,舜帝姚重华先生发明的「四凶」,不过开始草创,以后花样翻新,直到二十世纪,更越来越勇不可当。
   
     在这种势利眼史观之下,本文第二位主角的后羿先生,在夏王朝中,当然没有地位。
   
     三年大空位后羿先生之所以在传统的史书上没有地位,第一,因为他像京戏上所唱的:「谋朝篡位大不该」。然而,这第一点并没有决定作用,根据传统史学的金科玉律,如果他成了功而且永了久,像楚王国第五任国王芈商臣先生,和宋王朝第二任皇帝赵光义先生干的勾当,他们就是天子圣明,兼圣明天子。问题是,后羿先生偏偏运气不佳,于是,第二,因为他仓促失败,身首异处,这第二点才是决定性的。呜呼,他阁下虽然高高在上,统治中国八年之久,正是中国对日本抗战的年数,儒家学派却硬生生把他排出「正统」,硬说他不是君王。这种以诈欺为业的史学家,似乎只有中国有。
   
     ──「正统」以及「道统」,把中国搞了个惨,也使学术界、史学界,焦头烂额,甚至血染刀锋。以后,我们有太多的机会谈到它。
   
     确定了后羿先生在夏王朝的关系位置后,我们开始叙述。
   
     夏王朝是姒文命先生建立的王朝,他阁下把杀父之仇姚重华先生弄到烟瘴荒凉的苍梧(湖南省宁远县)干掉之后,也模仿死鬼当年的魔术,宣称姚重华先生坚决的非把大位「禅让」给他不可,但他拒绝接受,并誓言拥护死鬼之子姚商均先生继承宝座。曾经上演过的这种讽刺性的政治闹剧,再原封搬上舞台,只不过换了演员。四十八年前,姚重华先生也曾誓言拥护死鬼之子,四十八年后的今天,姒文命先生如法炮制。演员虽然不同,剧情仍然一样,局势既在他的控制之下,党羽们自然不会向姚商均先生靠拢。对这场凌厉的权力篡夺,书上有美丽的报导。
   
     史记曰:「舜(姚重华)崩,三年丧毕,禹(姒文命)辞避舜(姚重华)之子(姚)商均于阳城(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天下诸侯皆去(姚)商均,而朝禹(姒文命),禹(姒文命)于是遂即天子位。」
   
     姚重华先生被谋杀于纪元前二二○八年,姒文命先生登基则在纪元前二二○五年,当中整整三年,权力真空,中央政府没有元首。想当初,伊祁放勋先生死后,帝座也空悬了三年,这件事如果没有点怪,天下便再没有其他怪事矣。儒家的解释是:他们都为他们的故主,守三年之丧。嗟夫,中华人自黄帝姬轩辕先生以降,老家伙死后,儿子也好、孙子也好、哥哥弟弟也好,一个个迫不及待的都撅起屁股,往龙椅上猛坐,他们为啥不让宝座空起来,守三年之丧?难道他们都是畜牲乎哉?而且,在儒家的经典里,君王是一种例外的特别动物,君王的守丧跟其他任何人──上自亲王宰相,下至山坳小民,都不一样。君王守的是「心丧」,只要心里悲哀就行啦,不在乎外表形式;只姒文命不然。
   
     东南天柱号曰:「舜(姚重华)崩,禹(姒文命)服丧三年,朝夕号泣,形体枯槁,面目黧黑。」
   
     即令是小娃,对最恋最依的亲爹亲娘,都不至如此。对杀父之仇──好吧,不提杀父之仇吧,对一个君王,即令该君王美不可言,也不可能产生这种滑稽感情。
   
     不得不跳姒文命先生大空位三年,跟姚重华先生大空位三年一样,由于政治情势上的不稳定,他虽然很强大,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摆平的程度。符子曾透露出一段姒文命先生的苦恼:「禹(姒文命)让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姚重华)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发、股无毛,故舜(姚重华)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劳矣。」
   
     译成现代语文:「姒文命要把君王宝座让给奇子先生,奇子先生曰:你当姚重华先生的助手,辛辛苦苦像牛马,开山辟路,通江倒海,累得头发也脱啦,腿上的毛也磨光啦,姚重华先生才教你接替他。而我一辈子安逸,可不能跟你一样去辛辛苦苦。」
   
     政权跟漂亮绝伦的美女一样,人见人爱。只要可能,还要飞蛾扑火,奋不顾身。现代民主政治,就是建立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可是看儒家系统笔下的伊祁放勋、姚重华、姒文命的模样,政权却好像毒药,谁也不肯下肚,只往别人嘴里灌。而事实上,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唯怕别人伸手。一则小幽默上说:一个露营客向邻近的一个露营客曰:「昨晚你们跳舞怎么跳得那么凶?」答曰:「我们不得不跳,一个家伙不小心踢翻了马蜂窝。」呜呼,「禅让」云乎哉,他们不得不「禅让」,因为钢刀就搁在他们脖子上。
   
     混乱的政治局势,三年后终于尘埃落定,姒文命先生取得政权,建立夏王朝,定都安邑(山西省夏县)──位于姚重华先生故都蒲阪(山西省永济市)东北航空距离一百公里。
   
     姒文命先生坐上宝座时,已九十三岁高龄,只干了八年,当他满百岁,纪元前二一九八年时,寿终正寝,把宝座传给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对这件事,「托古改制」之徒,可算是伤透脑筋,说姒文命先生「不贤」吧,姚重华岂能把政权「禅让」给不贤;说姒文命先生「贤」吧,又怎能干出这种「家天下」狗屎之事?
   
     最后,他们发明了理由。说姒文命先生本来也要把江山「禅让」给一位名叫「益」
   
     的家伙。
   
     史记曰:「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姒文命)东巡狩,至于会稽(河南省伊川县)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姒文命)之子(姒)启,而避居箕山之阳(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也就是姒文命住过的地方),禹(姒文命)子(姒)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姒文命)崩,虽授益,益之佐禹(姒文命)日浅,天下未治,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姒)启,曰:吾君帝禹(姒文命)之子也。于是(姒)启遂即天子之位。」
   
     瓶颈危机这真是一张不打自招的口供,益先生之所以失败,关键不在他贤不贤,而在他「浅」不「浅」,不过是掌权日子太短,羽毛未丰,爪牙未利罢啦。
   
     但益先生在绝望中,仍作最后一击,策动位于陕西省户县的有扈部落,起兵反抗新君姒启。姒启先生先发制人,派遣大兵团向有扈部落进攻,在甘亭(陕西省户县南郊)决战,这一战是殊死斗。谁战胜,谁就是圣明天子,万德俱备;谁战败,谁就是叛逆盗贼,百恶齐臻。所以,姒启先生紧张万分,在甘亭地方,集结所有可能集结的武装力量,和各部落酋长,共同签订盟约,宣告他的理直气壮。这项宣告文,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甘誓。
   
     结果是有扈部队战败,全体被以仁德着称的姒启先生屠杀。益先生的下落,我们不知道,可能也被砍头,但也可能只剩下孤伶伶一身,再没有力量,而允许他仍活着。
   
     姒启先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结束了「禅让」童话,也结束了在这种童话下掩盖着的夺权斗争。他把帝位的传递,恢复了黄帝王朝时代的正轨,由儿子或兄弟接班。野心家的力量再强大,只好干瞪眼,不能祭起「禅让」法宝矣。有人说,「家天下」从姒启先生开始,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真瞎,就是假瞎,黄帝王朝的传统就是「家天下」的,伊祁放勋先生和姚重华先生「不得不跳」的「禅让天下」,是一种变种怪胎。姒启先生亡羊补牢,把它矫正过来,使中国四千年间,权力中心的转移,有一条和平的途径。
   
     姒启先生是夏王朝第二任君王,翘辫子后,儿子姒太康先生继位为第三任君王,谚曰:「富不过三代」。姒太康先生已是第三代矣,夏政权进入瓶颈。
   
     关于「瓶颈」,中国人史纲曰:「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的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发生瓶颈危机,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王朝建立伊始,人民还没有养成效忠的心理惯性作用。新政权就好像一个刚刚砌好的新砖墙,水泥还没有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动都会使它倒塌。一旦统治者不孚众望,或贪污腐败,或发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内讧之类,都将引发震动的炸药。不孚众望往往促使掌握军权的将领们兴起取而代之的欲望,贪污腐败则完全背叛了建国时的政治号召,跟当初赖以成功的群众脱节。外患内讧之类的伤害,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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