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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孩子误喝了巴拉松，一瞧浑身青啦，就把他往井里一扔。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不应该打官司，而应该是肃清司法界败类。记得有一年，大概是成功大学堂教习钱歌川先生吧，和人公堂相见，报上便大加嘲弄，说教习还告状呀，不像话，不像话。呜呼，难道教习就不是人，受了凌辱，就不能要求法律保障哉？
最近有人据案号咷，说经济起飞啦，号咷声中也有人喊经济并没有起飞的。经济学这玩艺是一种复杂的学问，较之原子核子那些平铺直叙的自然科学，复杂多矣。简单的说，美国人偷了德国人的秘方，中国大陆又偷了美国人的秘方，只要偷到手，照方配药，都会有一个可怕的家伙出现。可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就不这么容易，亚当斯密斯先生的经济学原理支配了美国一个世纪，可是拿到中国便砸了锅。盖自然科学对象是物质，社会科学对象是人。物容易控制，而人难搞也。
所以中国经济到底起飞了没有，学问太大，实在弄不清楚，反正如果起飞了当然更好，如果没有起飞，我们希望它快点起飞。只有一点感想的是，任何东西起飞，都必须观念先行起飞。经济也好，工业也好，文学也好，都像货物，观念则是飞机。飞机起飞啦，货物才有可能跟着起飞，飞机起不了飞，恐怕啥都起不了飞。畸形人把一包钉子往半空里一扔，喊曰：「看呀，钢铁业起飞啦。」喊声未了，钉子掉下来砸到他尊头上，说不定立刻就砸出可观的窟窿。经济起飞是不是也属于扔钉之类，真教人担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纷纷复兴，只有中国努力内战，记得吴稚晖先生一本书上提到过，忘记是哪个大官啦，买了一架飞机，请了一位飞行员，打算飞到敌阵上空，来一个泰山压顶。有一天狂风暴雨，前线紧张，官大人下令该机出动，飞行员以天气太坏，拒绝升空，官大人大怒曰：「这算啥话，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呀。」飞行员只好上机，可是官大人一想，不妙不妙，那小子心中正在有气，如果一去不返，岂不赔了夫人又折兵，灵机一动，就弄了一条长长的铁链拴到飞行员腿上，目的是他既可以照样的飞，但却不能逃之夭夭。
嗟夫，张之洞先生的「中学为体」的观念，就是那根铁链，不把这根铁链弄断，飞机恐怕飞不起来。旧观念如果不彻底铲除，新的社会就永难建立。我们的经济到底起飞了没，前已言之，实在使人担心。只从银行的本质上看，不过是一些当铺，恐怕实在是还没有起飞，但一定要说它起飞啦也未尝不可，盖当铺就是根铁链，起飞就像扔到半空中的铁钉，当它没有掉下砸破尊头之前，谁都不能说它不是正在起飞也。
与其责备银行变成当铺，毋宁检讨中国同胞对权利义务观念的混淆，这似乎是更基本的。就在今天早晨，柏杨先生正在柏府喂小孙女吃稀饭（她从前吃稀饭，只要有咸菜就行啦，最近几个月，顿顿都要吃肉松，肉松每罐十八元，岂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化人吃得起的，我只好乱讲故事，以作佳肴），只听巷口那里，人声沸腾，又哭又喊，又叫又闹，好像出了人命，不禁大惊。
原来巷口那位姓刘的老头向王先生借了一万元，言明利息二分，三月本利还清，而且开了一张三个月的支票给他，支票是上星期一到期的，届时王先生前往银行取款，没有取到；第二天又去取款，又没有取到；第三天再去取款，坐在柜台上那个家伙索性弄个图章往支票上一盖，曰「拒绝往来户」，那就是说，天塌地陷都取不到钱啦。第四天王先生找上门来，刘老头笑脸相迎，一再道歉，言明本星期二一定储款以待。到了本星期二，刘老头指着祖宗牌位发誓，说延到今天一定付清。王先生今天三度光临，刘老头仍然没有，王先生急得跳高。这一跳高糟啦，不跳高还有笑脸可看，一跳高连笑脸都没啦。以刘老头为首，孩子老婆一拥而上，一家大小，又流泪又哀号，尤其是刘夫人年轻时大概当过电影明星，还以头撞墙，作痛不欲生之状，要不是我闻声赶往，一个箭步把她拉开，可能弄假成真。
事情闹过，大家出面调停，请王先生宽限一个月，王先生还有啥说的，只好狼狈撤退。这时人头乱钻，你一言我一语，把王先生说成莎士比亚笔下的赛洛克。回家途中，我听两个年轻人一面走一面交换意见，一个叹曰：「把人一家人逼成这个样子，那家伙未免太黑心啦。」另一个也叹曰：「他们还是多年老朋友哩，为了几个钱，二十年交情一笔勾，这种人，猪狗都不如。」
呜呼，当着刘老头的面痛斥王先生，那是一种安慰，未可厚非。而该两位年轻人在背后叽叽咕咕的话，柏杨先生便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这种一面倒的观念，其发展过程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步：「任何有钱的人，其钱都是肮脏钱。」第二步：「有钱的人全都不是好东西。」第三步：「有钱而放利息，更不是好东西。」第四步：「王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曰利的一定毁弃仁义。」第五步也是终结：「索取欠账就是毁弃仁义，猪狗都不如。」
这种观念是一种只同情债务人，而不同情债权人的狗屎观念。柏杨先生有一次就调解过这种纠纷，另一位正人君子型的调人，拍着债权人的肩膀曰：「无论如何，是他欠你钱，不是你欠他钱，你高抬一下贵手，他就过去啦；你不高抬一下贵手，他就过不去。」一个单纯的权利义务观念，凭空被泛道德观念所代替，大家一致认为借钱的永远是弱者，永远是被压榨的可怜虫，而借给他钱的永远是强者，永远是剥削份子。这种观念越积越厚，遂形成一种阻吓力量，把中国社会搞成为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所有的人情味，也因之一扫而光。
咄咄逼人
说起来人情味，大家一定还记得美国留华学人狄仁华先生的一番话（他本来只是学生的，不过既已经在国立台湾大学堂毕了业，依照时下流行的习惯，自应改称他为「学人」，以示华洋一也），他说中国人最缺乏公德心，而较多人情味。这对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实在是口下留情。
昔人是不是一个个都温柔敦厚，难以肯定。不过到了今天，年头如此，恐怕是公德心固不太多，人情味更淡寡如水。这是中国人天生的贱乎？好像不是，如果昔人不贱而今人贱，那就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矣。这问题和观念有关，阴历年时，我老人家不是在高雄避年欤，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养尊处优（他家的弹簧床睡得我老骨头痛），有一天，一个家伙来访，为了眉目清楚，我们称之为赵先生，话说赵先生气急败坏的撞了进来，向朋友曰：「拜托拜托，借两千元。」朋友曰：「我哪里有两千元。」赵先生曰：「你昨天刚标了一个会，以为我不知道，初十铁定奉还。」朋友曰：「会是标啦，钱也拿啦，但当时就付了电唱机分期付款，初十那天小孩子注册缴费，钱还没有着落，我正向柏老借哩。」赵先生泣曰：「你真不够朋友。」朋友也泣曰：「我要有钱不借给你，教我男盗女娼。」
赵先生看他赌出如此血海大咒，只好抱头鼠窜。赵先生抱头鼠窜后，我大惊曰：「阁下，他和你的交情不深乎哉？」朋友曰：「怎么不深，五十年的老朋友矣。」我又惊曰：「那么你真的没有钱？」他曰：「怎么没有钱，两千元还放在抽屉里。」我不禁叹曰：「那么你竟赌下如此严重的咒，大概脑筋进步啦，不再迷信啦。」他曰：「我不赌咒，他怎能走呀？」我一看世界上竟有如此寡情寡义之人，一言不发，就去收拾行李，朋友太太拉住我曰：「老头呀，不是不肯借给他，上次也是借给他两千元，他说一个星期还的，我们就列入预算，准备一个星期后缴住院钱──那时我娘在医院开刀呀。可是到时候他没有送来，去找了他几次，他都大发脾气，还到处宣传我们视钱如命，他穷得连下锅米都没有啦，而我们还穷凶极恶逼他。无论如何，我们是放账的，而他是借钱的，连通融几天都不肯，四、五十年交情竟不抵两千块钱。可是医院一天催几次，我娘躺在床上直流泪。最后只好把孩子的学费挪用，而孩子就为他停学了一年。现在这两千元就是为今年给孩子缴学费用的，他如果到时候不还，我们怎么得了。是再去找他？或是孩子再停学一年？老头，你说呀。」
这是一个严重课题，在落伍的旧观念里，遇到债的纠纷，一律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经过大脑，马上就下判断，认为债务人是对的，债权人是错的，而朋友交情比社会信用和个人荣誉都重要。巷口刘老头和王先生争执，大家几乎一面倒的袒护刘老头，没有一个敢挺身曰：「你欠人家的钱，当然应如期偿还。」其实「不敢说」还是高级的，盖当面不敢，背后总敢也。而是根本没有人在观念上认为赖债是不道德的，这就连小辫子都拔掉了矣。
孔丘先生生在春秋时代，遇见观念上的问题，他就「托古」一番；我们生在现时代，用不着再托古啦，只要看看摆在眼前，别人的自由经济社会就可以啦。当一个美国人，他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第一件事是他必须有卓着的信用，美国佬身上很少现钞，其武器大约有三，曰支票，曰信用卡，曰签字。说到签字，中国也有签字，有些在大庭广众之中，尤其遇到有女人在座，签起字来，真是龙飞凤舞，铁画银钩，其财富之雄厚，连煤球大王都得给他捏脚。可是一旦等到账房先生到他府上或写字间讨账时，便面目全非。据说统一饭店那位犹太经理，在这上便开了眼，他一脑筋现代化古怪的想法，认为凡是签字的客人，天经地义的应该亲自到柜台上结账，殊不知他的天是现代化的天，他的地也是现代化的地。而中国的天和地，仍在狗屎观念笼罩之下。账房先生登门拜访到第十次能把钱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