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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并不是站在有钱人那一边，而仍是站在穷小子这一边，一个崭新的观念不建立起来，我们只有更穷，更殭，更没有人情味。
谋杀
现在社会上最普遍也最严重的一个困扰，是中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恶性补习」，台湾一共有多少小学生，我们不知道，假定有五十万吧（请别在数目字上抬杠），则至少这五十万可怜的孩子，和一百万孩子们可怜的父母，以及数不清的中小学堂可怜的教习，都为这个问题烦恼。我说「烦恼」，完全是圣人们学院派的手法，如果凭良心说真话，岂止烦恼而已，简直痛入骨髓，血泪俱下。举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吧，该学堂是个了不起的学堂；但据我所知，他们的学生几乎一个星期只拉一次屎，不是孩子屁股倔强，硬不肯拉，而是我们陷于恶性补习的屠场中，没有时间拉也。有一个朋友，她的孩子在该学堂读六年级，有一天一个人蹲在厕所啜泣，做母亲的问他干啥，他最初还保持男孩子的尊严，不肯实说，但后来肛门下血，才哭着供出他已一个星期没有大便矣，该孩子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灌肠才治癒的，作母亲的眼看儿子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真恨不得一头撞死。事被柏杨先生听到，就拜托孩子在他班上代为打听。得到的结果是，全班同学一个星期不大便，乃是常事。
盖孩子们天不亮就起床啦，起床后潦潦草草吃上几口，就背著书包上学。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扒拉两碗，要一直等到夜幕深垂，路断人稀时，才踽踽而归。进得家门，书包一，马上趴到桌上入睡矣，做娘亲的千唤百唤，把他唤醒，睡眼蒙胧中，咽一口饭，打一个盹，好容易吃完之后，用其枯干颤抖的小手，从书包中掏出一叠作业，就又俯到案上，一题一题的作。一面作一面嘱咐母亲曰：「妈，你看我瞌睡就叫我。」有时做娘亲的陪到半夜，看看孩子手握铅笔，小脸贴到书上，呼呼睡去，实不忍心叫，可是一会孩子醒来，就哭闹曰：「你为啥不叫我呀？」母亲曰：「我叫不醒呀！」孩子曰：「那你为啥不打我呀？」大概孩子也听说过「发悬梁，椎刺骨」的古老故事，就找了一个圆规塞到娘亲手里曰：「我再打瞌睡，你就用它扎我。」而做娘亲的此时已哭成泪人儿矣。
晚上作功课要作到十二点甚至要作到一点两点，才允许母亲拖上床。所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里，没有笑声，没有笑容，也没有在自由国土上当一个自由小国民应有的欢乐，而只有老爹的叹息，娘亲的愁容，和孩子们焦灼疲惫、瘦削如猴的小脸和皮包骨的身材。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早上放出去，被恶性补习百般蹂躏，天黑之后，才跌跌撞撞回家，而又一灯如豆，蓬发盖面。他哪有时间大便乎哉，孩子不扑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死，已是祖宗有德啦。这不叫恶性补习，这叫慢性屠杀，痛夫。
我们以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绝不是给中正国民小学堂过不去，如果有这种想法，出门就给汽车撞死。事实上台湾全省国民小学堂，除非他的校长不长进，教习又是木头，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如此这般，仅只一星期不拉屎有啥了不起，而是国民小学堂普遍的把孩子们蹂成一个小小殭尸，压弯了孩子的脊椎（没有压断已经是「爱的教育」啦），抽去了孩子的血。最使人椎胸痛心的，是恶性补习像铁锤一样，搥击着孩子的头，使他们昏昏沉沉，浑浑噩噩，轻焉者对读书产生畏惧，重焉者伤残终身。
吾友程国成先生，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堂的教习，曾沉痛的说，数学是一门最有趣、最引人入胜的功课（柏杨先生插嘴曰：这是自然学科教习的说法，由柏老来看，数学这玩艺简直坑人不浅），他的小女儿一向非常喜欢数学的，可是几年恶补下来，孩子每天晚上带回来一张长达丈余，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习题的课外作业，对数学遂由爱生怕矣，孩子有时候害病，在高烧中还喃喃着鸡兔同笼，盖「天长地久有时尽，作业绵绵无尽期」，哀哉！
恶性补习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言人人殊，台湾省教育厅不知道换了多少位厅长，每位厅长先生上台后都被恶性补习搞得手忙脚乱。其对策不外两个，一曰「尊口乱张」，发表谈话啦、发表文告啦、发动公文攻势、令饬知照啦、希望遵守法令啦、盼望拿出良心啦；这一式完全为对付报纸，以及向上级报销之用，一旦案发查问时，他就用来搪塞，效果等于一个屁。二曰「杀鸡吓猴」，碰上几个倒楣的教习，申斥的申斥，解聘的解聘；义愤填膺，好像真的一样，以致官儿一旦莅临学堂，威力所及，全体大乱，藏书的藏书，藏笔的藏笔；此一招是为了堵全国小民的嘴之用，你瞧，俺已尽了力吧，其效果似乎比屁高一级。
依柏杨先生之见，最妙的办法莫如「格杀毋论」，由立法院通过一条法律，凡是恶性补习的教习，一经发觉，立刻就地正法，看谁还敢恶性补习乎？但一位朋友揪着我的耳朵曰：「即令大家一齐比赛混蛋，立下了你阁下这种妙法，恶性补习也取消不了。不但取消不了，恐怕反而会转入地下，你就是天天带着警犬，提着机关枪满街乱跑都没有用，而且孩子将更为可怜。」君不见现在官方有令，国民小学堂教室都不准装灯乎？这种官儿也是柏杨先生的聪明脑筋，认为没有灯你们总不能补习了吧？再也料不到没有灯的结果，补习照旧，只不过成了黑暗补习，可怜的孩子在光线朦胧之中，把鼻尖贴到书本上纸头上，像看禁书一样的窃窃读之，两个月下来，一个个都成了近视眼，这近视眼随着官儿的查禁，而一天天加重。
查禁不了
官儿查禁得越紧，补习也越恶性，用不准装电灯的妙法去培养近视眼，不过身体上受到伤害，还不算太严重。严重的是心灵品格上的伤害，使小小年纪，都了解到虚伪的价值，而进一步认为作伪是天经地义的，盖他们最敬爱的教习就教他作伪，而教育的宗旨也更在鼓励他作伪也。
君如不信的话，不妨去问问你所不认识的小学生，问他补习了没有？他准指天发誓说没有。曾有个尾大不掉的人物，遇到有人向他掏粪，他就不耐烦曰：「拿证据来。」拿证据来遂成了挡箭牌。以恶性补习为例，似乎是很难拿到证据。可怜的学生否认，可怜的教习否认，可怜的家长也否认，坐在公堂上的法官老爷如果有孩子在国民小学堂读书的话，恐怕连他自己也要否认。写到这里，我真担心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向法院告我一状。一旦打上官司，我的那位朋友不见得会支持我，届时我阁下恐怕要糟。
孩子们明明是在恶性补习，但他却受到教导，对人要否认恶性补习。我们一面要孩子诚实，一面又要他撒谎──他如果不肯撒谎，后果是可怕的，轻者教习的板子敲到他头上，重则把他打入冷宫，不准他补习啦。于是，每逢补习的时候，就像小偷先生作案，教室里大家暗暗动手，教室外设有特别把风的，一听督学驾到，或一大群好像蓄意不善的反调份子驾到，把风的一打暗号，孩子们就知道大势不好，唏哩哗啦，不需要一分钟，桌内桌外，都恢复原状。咦，美国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先生砍樱桃树的故事，而中华民国却鼓励孩子们欺骗，鼓励之不足，教习焉，校长焉，还带头领导，甚至用板子教鞭狂逼他们欺骗，吁。
国民小学堂的教习中，有一部份是靠补习费贴补家用的，但这只是副产品，主要的还是有事实需要，前文提到的中兴大学堂教习程国成先生，他女儿的老师，是一位刚从师范学堂毕业的漂亮小姐，结婚两年，有一个可爱的一周岁的婴儿。夫妇二人做事，家庭经济颇为良好，一个学生只收三十元补习费，还不够她请朋友吃顿油大的。如果问她意见的话，世界上恐怕没有比她更要反对恶性补习，可是既然干这一行，也只有听这一行的摆布，于是，她比那些可怜的小学生们更苦更惨。
教习所以比孩子苦，盖孩子是被动的，而教习是主动的。孩子像列车，教习像火车头。它必须不断燃烧，不断奔驰。那位有温暖家庭的女教习，实际上并享不到一点温暖，她比她的学生还要起得早，天不亮就爬起来，胡乱灌两口稀饭，就骑脚踏车跑到学堂，恭候那些小殭尸驾到。中午时候，小殭尸们可以回家吃饭，只有她必须留下吃便当，晚上她比小殭尸们回去的更晚。孩子们可以不说话，可以坐在那里打盹，而教习却不得不声嘶力竭的从太阳东升，一直喊到半夜，有些教习还不得不一面喊一面喝膨大海。吾友说，有一次晚上，天下大雨，他去学堂接孩子，在昏昏暗暗的教室里，人头幢幢，只听教习哑着嗓子在那里干号，好像罗马帝国锁在硫磺矿里的一群囚犯。而尤其是，当孩子们发现吾友冉冉而至时，还以为官儿来抓恶性补习哩，一声惊叫，教习戛然而止，从教室门伸出青菜色的面庞，眼睛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吾友真要放声痛哭，他不知道为啥哭，只觉得心如刀割。
孩子们拿回家去密密麻麻的作业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都是教习的血汗，为他们出之的。出之不算，还要写钢板为他们印出来。印出来也不算，等孩子们作出之后，教习还要一题一题改。一个人一天一百题的话，一班五十个人，每天就五千题，她要一面吃饭一面改，在学堂改不完，回到家里还要改，大考前两天，甚至要改到天亮。我们介绍的这位教习，她自从生下了娃儿，就没有喂过奶，而且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天不亮一直到深夜。她丈夫都看不到她的人影，回家后既不能抱抱娃儿，也不能谈谈家常，反而埋头到堆积如山的卷子上。呜呼，「谈什么恩爱，说什么温柔，把青春年华一笔勾！」这种损失，三十元补习费能偿之乎？最糟的还是要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一旦官崽之爪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