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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又引用了《论语》，也冒出来几个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一段也是圣言，我如果是廖先生，我就把这一段剔掉，盖恶性补习正是「教之」发生问题。而教之发生问题，正是我们并不「富」，国民小学堂连教室都盖不起，孩子们要二部制三部制，甚至在大树底下上课，已经凄惨到了这种程度，还引用这一段打自己的脸干啥，天下有很多事，越想越想不通，此不过其中一也。
一个实例
柏杨先生右臂风湿，害了数年，去年（一九六四）一度发得很是厉害，读者先生也有介绍药方的，后来还是贴膏药暂时止住，但固未根除也。而自去岁腊月，又害肚胀。肚胀在小伙子身上，不过小病，用手揉揉，放两个响屁，也就豁然而癒，不过该被胀之肚如果属于老头，而又一连四月不消，腹大如鼓，下垂如石，恐怕是有点玄妙。二月间便去台湾疗养院检查，迄今为止，好像有癌的现象，哀哉。我哀哉当然是怕死，其实即令不怕死也照样哀哉，盖生殖率增高，死亡率降低，正是促使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的因素之一，如果各位同胞不到二十岁就一律伸腿啦，则何至劳动立法委员乱撒绊马索乎？
我是没有「公保」的（「公保」真是政府的无量功德，成为一种安定社会强大力量，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员当初有此构想，并努力推广的，大家真应为他立长生牌位），所以每次看病，心里都七跳八跳，怕洋医生开药开得太贵。有一天早上，看病的人很多，走廊上一片愁云，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妇人，看她年纪，大约三十，却脸黄肌瘦，蓬头垢面，我穿着棉袄还抵挡不住过道上的凉风，而她只不过一件单衣，下面赤着双脚，索索发抖，怀中抱着一个干柴般的孩子，孩子干柴的身上长满了红斑，她一面哭泣，一面向过往的护士小姐哀告曰：「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大家一齐看着她，默默无语，大概不知道应如何插嘴才好。柏杨先生听她河南省口音，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呜呼，她的丈夫在大同中学堂当工友，一月只三百元，而她却有八个孩子，第八个孩子生的时候动了手术──连生产费都是疗养院副院长特准免收的，而如今那位好心肠的副院长走啦，她的肠子竟和输卵管黏在一起，发炎不止，医生要她开刀，不开刀只有死，但开刀要两千元，她哪有两千元哉？偏偏最小的孩子身上又长出可怕的斑点，每次看病，她都一路哭来，再一路哭去，盼望能像做梦一样再遇到那位副院长。所以已陷于歇斯底里状态，半疯半傻，眼前一片苍茫，只有绝望、痛苦，没有前途，没有远景。
我老人家当时记下她的住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胀痛不止，没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诉记者朋友张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来后写了一篇专访，刊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报》，我想读者先生都看到了矣，为了也许有人没看到，原文抄录于后──
题标曰：「多子非为福，生活逼坏人。结褵十载，八子临门，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本报专访）在大同中学操场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扎成矮矮的房子，里面蜷曲着一位三十四岁的河南籍妇人，一位四十七岁的山东汉子，和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妈妈、儿女们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这个家庭，却因为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均衡，整天笼罩在一团穷困的烟雾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继日的在跟贫困和疾病搏斗，一直悲苦的挣扎残喘在饥饿的领域里。不过，他们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爬出那种坎坷的漩涡！」
专访继续报导曰：「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份，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纪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漫无止境的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对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磨折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气无力的说：『我每月领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满一家七口的肚皮；为了怕孩子们饿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时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较差，也需要补充三十斤才能活下去！』
「这位被生活鞭子捶打得一脸茫然之情的爸爸，沉痛的回味着说，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都贡献给社会国家了，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因病转业后，因自己目不识丁，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份足以养家餬口的工作，最后把他们一个女儿卖给人收养时，对方曾给了他们三千块钱，于是他们先买了一个面摊子，晚上在通化街口卖面点，做了不久，却被流氓用刀子杀伤了他的太太，那个用自己骨肉换来的面摊子，也被砸了个稀烂。另外，他们还加添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流动三轮车，但哪晓得踏了不到两个月，关节炎症复发，无法再继续了。
「这对不幸的夫妇，际遇坎坷，用女儿换的面摊被流氓砸烂，而三轮车又歇业，那段生活，几陷入绝境。就是这个时候，幸而在大同中学谋到了每月三百一十元和五十四斤大米的这份工作，否则，那可真的要被饿死了。」
专访最后曰：
「目前，他们一家七口所赖以栖身的，那幢用竹子扎成的小巴巴房子，还是台湾疗养院一位好心的吴太太，和一两位好朋友分别送钱、送竹子，帮他们撑起来的，要不，他们一家老小七口，可能连略避风雨的窠都没有呢。
「『我们太感谢那些帮忙我们的好心人了，』胡乃英用激动的口吻说：『我们一家大小能够活到今天，全是他们的给予。』
「由于他们生活困窘，长期营养失调，他们的大女儿玉凤患着贫血病，三子玉海因为食物不洁，脸上、四肢，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子，据医生们说，那是食物中毒，但因为没有钱诊治，竟一任它蔓延……
「然而，胡乃英这位多产的妈妈呢，也患了大肠和输卵管连结在一起的毛病，但她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却渴望能得到一份端茶、扫地的工友工作。
「她啜泣着：『如果有人帮我找一份工友职业，我的五个孩子便可以养活了；因为，再穷──我们也决不会再送给人家了，将来我们老了，要靠孩子们养活我们两口子呢！』
「然而，世态炎凉的今天，谁肯为这位多产的妈妈，年仅三十四岁的小妇人一伸温情的援手呢？是的，在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那幢潮湿灰暗的小房子里，蜷曲着的五个孩子，和那对被儿女债磨折得褪却了生命色彩的夫妇，确是社会上慈善人士济助的对象。他们热切的渴望着，眼巴巴的期待着你伟大同情的手！」
以上是报导全文，当初柏杨先生拜托记者老爷访之写之，内心有一窃窃盼望，愿该文刊出后会有软心肠朋友，为这对可怜的父母和可怜的孩子们，捐出一点钱，集腋成裘，只要能够凑两千元，就可以使做母亲的能够开刀，也可以使孩子们获得医治。可是刊出该文迄今，一再向报馆打听，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读者老爷把这条消息忽略啦，也可能大家看到比这还要惨的事多矣，因而无动于衷。不过不管怎么吧，柏杨先生暨老妻柏杨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