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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曰：「中华民国治安良好，没有小偷。」洋作家听啦，佩服得五体投地。土作家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为这一傑作，自鸣得意。我想警察局真应该准备一种「说谎奖」，专门发给这一类有前途的朋友。若是柏杨先生请该洋作家看电影，恐怕信心实在无法坚强，脸皮也实在一时厚不起来也。
迄今为止，共失窃三次矣，看情形，除非我忽然当了大官，有把三作牌一脚踢之的权，恐怕是破不了案。君没有看报乎，分局长先生前天还亲自抓到两个偷花的小学生哩，抓得两个孩子哭哭啼啼，何等威风凛凛？幸哉，花是市长的花，他不过抓了两个，如果那是部长的花，说不定可能抓上三个五个。如此干法，将来准有得官做。柏杨先生者流，能给他官做乎？不过柏杨先生也不十分有兴趣去追，追得紧啦，把我和老妻捉将过去，修理一番，说不定我们还要承认谎报窃案，就不够聪明矣。
史书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汉王朝陈实先生，有一天，贼先生贲临其家，爬到樑上，等机会下手，被他发现，就把全家大小集合在大厅之中，致训词曰：「当一个人不可以不自己努力，一个坏蛋，不一定本性就恶，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便不得不沦落，像这位樑上君子是也。」史书上说，那位贼先生听了之后，大吃一惊，赶忙爬将下来，叩头请罪。呜呼，这种办法讲起来很惬意，可是未免有点古老，如果换在台湾，恐怕问题重重。陈实先生幸亏有一大家子人，而且都属年轻力壮之辈，黑压压站满了一屋子，贼先生自然甘拜下风。如果换了柏府，家里不过三个老傢伙，阿巴桑已老，孙女儿还小，贼先生不见得有雅量诚惶诚恐听我的也。我第一次被盗时，对贼先生的恭敬，真是无以复加，可是他该不买账还是不买账，仅只称他为樑上君子，了不了事。
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分野，古之贼先生与今之贼先生大大不同，大陆上的贼先生与台湾岛上的贼先生也大大不同。夫窃贼与强盗最大的区别，在於窃贼先生採取的是和平手段，而强盗先生採取的是暴烈手段。这区别非常重要，有应用力学作为根据焉。英国警察身上向不佩武器，表面看起来那岂不要吃了亏哉，可是实际上不但不吃亏，反而使警察的伤亡人数大大的减少。盖贼盗朋友知道，捉拿他的那些傢伙手中无枪，溜走的机会较多，即令被逼到墙角，也无生命危险，不必应战也。同样道理，一个货真价实的贼先生，第一要义也是不带武器，不要说不带枪械，连铁棍铁锤之类的东西都不带，因为不带，在紧急时便只会想到逃跑，而不会想到抵抗，偷点东西有啥了不起，顶多挨一顿揍，坐几个月牢，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身上有点玩艺，一时忍耐不住，把对方打死打伤，自己偷东西本来为了要活下去，弄到后来反而活不下去矣。
台湾的贼先生多半身上带着傢伙，这是光棍干法，不是圣人干法，为聪明之士所不取。据调查美国黑社会的一本书上说，血气方刚，没啥头脑的朋友，最喜欢和警察枪战。有两辆汽车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警笛大作，弹如雨下，小伙子好不威风，结果打死了警察或打死了路人，真面目被认出来，不到几个月就被官府捉住吊死。逞一时之快，而遗祸终身。年老的朋友和有头脑的朋友，他们取胜不是靠枪战，而是靠智慧，靠律师，三作牌打到我脸上我都不还手，就是从口袋里搜出十公斤海洛英我也不动怒，咱们关二爷马上观《春秋》，走着瞧，只要有律师老爷在翻云覆雨，就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
台湾的贼先生身带傢伙，实在是没有经过名人指教之故，看情形有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的必要，柏杨先生曾因办「官崽大学堂」，桃李满天下，而名震国际。如今再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真是春风化雨，有教无类矣。悲夫，台北县安坑乡那位张克明先生，他真是生不逢辰，如果他早一天拜读柏杨先生的言论，在偷言偷，在窃言窃，绝不致弄到现在这种绳捆索绑到公堂的下场也。
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的恶性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强盗」的定义弄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着大肚子的女主人发现了高声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攫取别人的财物，此处不能下手，何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眼择善固执，非马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点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於凌乱，没有较大的头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大陆上的贼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种道德规范有它的道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强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了一条裤子和你死拚，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种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 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到太岁头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虽然有得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
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职业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必要时可以一网打尽。但糟糕的是，业余的贼朋友太多，多到无法胜数。不妨以「作家」为例，中华民国谁是作家乎？谁都不是。不是国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学堂教习，再不然就是公务人员，偶尔兴起，写上几篇文，出上几本书，如果有人调查，凡是作家每人发八百吨黄金，作家会比 螂都多。如果颁佈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职业，写文出书，不过玩票而已。呜呼，正因玩票太多，万事都搞不好，贼案也因之难破也。
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铁路作三个月的见习，奉天有两个车站，一为中国站，一为日本站。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亲从关里前来投奔，找错了地方，找到中国站，天色已黑。老头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电话寻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连出差去矣，我就把老头请到宿舍，安顿到一个空着的床铺上。同事听说是我的长辈，那时还有古风，因之对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别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唤醒，原来他的一个金戒子丢啦。他说他在洗脸时，把戒子脱到窗台上的。问他记得洗过脸后，有谁进去的乎，他说是该老头，并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这问题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东西，历史上似乎还无前例可援。
结果工友报告科长，科长考虑了很久，认为老头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证绝不损害他尊严的前提下，加以搜索。我曰：「你要搜不出来哩。」科长曰：「我自会下台。」乃把大家集中起来，宣佈失窃之事，然后提议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检查，有人曰：「科长和客人应该除外。」科长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说客人也不愿除外，老先生，你以为如何？」老头脸色铁青曰：「先检查我好啦。」如此这般，到了后来，从他裤錶口袋里把戒子找出，我立刻嬗到房子里。如果换到现在，偷点东西算啥？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那时到底年轻，觉得总不是滋味，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属於「老伯阶级」，长一辈的人岂能干出这种低级的事？科长一面向老头安慰曰：「一定是拿错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杀，据说老头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晓，他到我床前告辞，我结巴曰：「真对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写小说写剧本的朋友气死，他曰：「贤侄，你不知道，财帛动人心呀。」
台湾目前多得是这一类的贼先生，他在后门经过，看见院子里挂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见你前门偶尔忘掩，就进去逛逛，碰到主人，说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顺手牵羊。一副临财苟得的面孔，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帮会，只出奇兵制胜，警察对之也无可奈何。其实，幸好警察对之无可奈何，他不过跑跑单帮，如果警察对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盖看守所也好，职训总队也好，似乎是一个「犯罪大学堂」，该大学堂里，专家如雨，学人如云，一个本来只会跳墙的单帮客，到该大学堂镀金，用不了一个月，开锁焉，玩扑克焉，跑台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艺，至少学会十般，而且又有了师兄师弟，歃血为盟，由单帮进入会帮矣。等到第三次入狱，再学若干武艺，又结识了若干朋友，於是，一看台北风紧，遂投奔台中阿猪阿狗。一看台中风紧，再投奔高雄张三李四。看守所和监狱是一个滚雪球的所在，使得贼先生越滚神通越大。
每一个开始做贼的人，都是可以原谅的，社会上有逼他们做贼的因素，像柏杨先生，迄今天写这篇大作时止，还没有过做贼的行为（做贼之心则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孙挨饿受冻，我敢光荣的保证，绝不学颜回先生，而非下手偷点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赋的本能，应受最高的尊重。问题是，一个贼先生如果突飞猛进，成了惯窃，则往往非偷不乐，俗云：「讨饭讨三年，皇帝都不干。」盖得来容易，别人辛辛苦苦十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