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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脆弱得好像各自为战，随时可以四分五裂，实际上那才是一个坚固而永在的家。
中国人恐怕很少这种风趣，事业上稍微有点影子，无论脸上心上，就立刻插上一根冰棒，来一个「君子不重则不威」，其僵如尸，护短如护命，浑身上下没有一个毛孔不往外乱冒崽气。呜呼，君不见阿Ｑ先生乎，有愤怒，有勇气，有嘴脸，独独没有幽默。怎样使阿Ｑ先生有幽默，真是一个伟大的课题。夫幽默是人生的滑润油，不但能使人际关系转得轻松，也可以使人际关系转得愉快。幽默不是做作，而是出自内心的高贵情操，化吉化凶？成为敌人或成为朋友？栽筋斗或走平坦大道？都在一念之间，有幽默感的高高兴兴，没有幽默感的背皮发紧；盖面孔绷得久啦，影响所及，连屁股都会扭曲。第二 应有打官司的勇气？一切争执诉诸法律
我们中国，一向是鼓励人们息讼的，李世民先生当皇帝时，史书上说，连监狱都空空如也，世称为太平之治。盖小民一个个安居乐业，没人打官司，自没人被关起来也。古人无不努力宣传「讼终凶」，实际上也实是「讼终凶」，打官司的结果，遇到说不准学，不但钱没有啦，而且也受尽了天下之气，真是标准的人财两空，人人自然应以官司为戒，而且发明了「八字开学」，曰：「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宁可抱着一肚子冤气跳淡水河，也不告状。情急时只好去庙里烧香，咒该坏蛋不得好死，或死了变成大王八，以便自己宰而食之。比较实际的倒楣份子，虽不信天老爷那一套，却日夜盼望有个包拯先生那种青天大老爷出现，以平民愤。脑筋比较灵活一点的知道青天大老爷者，五百年不出一个，就改而寄托江湖上仗义疏财的侠客，千里之外，取贪官首级，如探囊取物；只见一道白光，在天上？？而飞，第二天报上登了出来，招商局头目的尊头不见啦，你说妙不妙哉。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建立在人民对法治的信念上，暴戾之气只是「人治」社会才有的产物。法院好像严父，（注意，不是法官像严父，已经有警察先生当我们小民的爹啦，法官先生再出来当爹，怎么受得了乎？）小民内心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人世间有最高的天秤，不必诉诸诅咒、神仙、革命、贿赂，就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想当年德皇菲特列大帝，在波茨坦宫后面，修建一个御花园，就在东南角上，有一个既破又烂的磨房在焉，如果不把它除掉，不但御花园成不了四四方方的，而且和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一对比，简直成何体统。菲特列大帝派人前去交涉，要收买该磨坊，老头也怪，随你出多大价钱，就是不卖，盖祖传至宝，有纪念价值，万金不换者也。僵到最后，菲特列大帝大怒曰：「你敢跟皇帝作对，反啦反啦。」于是御林军把老头抓来，由菲特列大帝先礼后兵，亲加晓谕，该老头顽固不化，一直摇头，菲特列大帝跳高曰：「好呀，你不卖没有关系，我就强占。」咦，你猜该老头说啥，他也跳高曰：「你如果强占，我就去法院告你。」
结果如何，史有明文，换了中华文明古国，不要说皇帝啦，就是一个二抓牌，恐怕都会顺手拣顶帽子祭出去，把该老头祭到监狱里上老虎凳。可是菲特列大帝却在重要关头，走下宝座，跟老头握手曰：「想不到德国法律，受人民如此尊重信赖。」德国之强，契机于此。
努力读书
洋大人谚语曰：「上帝因不能和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我们可套而言之曰，「上帝因人类不能共有一个父亲，所以赐给他们法律。」唐王朝时代，有一位张公艺先生，九世同居，唐高宗李治先生看他（古书上曰：「幸其宅」，「幸」字是酱缸产物），问他有何妙法。张先生一言不发，只用笔写了一百个「忍」字。这段故事流传下来，成为治家佳话。柏杨先生弄不清它是真的或是假的，不要说李治先生是皇帝啦，以读者先生为例，你阁下的顶头上司光临贵府，顺便问上一句，你能作哑巴状，找纸找笔，写上一百个同样的字乎？这不但是犯上的，而且根本没有起码的礼貌。这且不管，我们的感想是，大家庭制度中，「忍」的成份既如此重要，可看出定有很多冤枉委屈，无法得伸。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认为父母儿女之间，动则找刀找棍，大打出手。而是认为，「忍」是修身之本，而非「治家」、「治国」之本。责己尚可，责人便鸭子屎矣。尤其在国家里，人和人之间，并不都是骨肉之亲，而又好坏不齐，需要的只有一端，那就是「公平的裁判」。
一个人忍得过多，一定会终有一天，累积得「忍无可忍」。不是流于生趣索然，便是逼出左道旁门，再不然革起命来，就更鲜血淋淋。所以必须使人人有一条申诉之路，而且鼓励前去申诉。没有讼事的社会，只不过是糊上一张白纸，外表看起来漂亮呀漂亮。人既是感情动物，各人教育程度和处世方法又不相同，能没有争执乎哉，有争执就得有解决，糊纸的办法是屁办法。
不过，法律之前不能出现「说不准学」、「么鸡吃烧饼学」，因此我建议法院门口，应该铸一座菲特列大帝的铜像，不知衮衮官崽，以为如何？中国人必须努力读书
柏杨先生最怕听人嚷嚷中国文化悠久，一听人嚷嚷就恨不得跳毛坑，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悠久文化，而是说一切都是「想当年」的啦，还谈它干啥。呜呼，中国人最大的表现是不爱读书，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危机。大小官崽不必谈矣，办事全凭悟性。小民人等，左一瞧右一瞧，只要跳进圈圈就有官做，自然更不会读书。即令读的话，也只是读知识的书──「学以致用」的书；要去美国，就日夜读英文。要考学堂，就连睡觉都抱着几何、三角、大代数。对灵性上有帮助的书，理都不理。美国甘乃迪先生就职时请他的诗人朋友朗诵诗篇，如果换在中国，只要有此一念，都会笑得人仰马翻。而且说句老实话，一个当官的人，也不可能有诗人朋友？柏杨先生活了七十多岁，官员群中喜欢读书的，得两人焉，曰叶先生，曰王先生。叶先生目前尚无专集出版。王先生则有一本书──《生于忧患》，里面的文章篇篇可看。有些人只要有辆自用三轮车，就灵性全失，崽气扑鼻。而王叶先生却有其想法，有其境界。
当官和灵性不并立，但从叶先生和王先生身上看，固不尽然，问题只在于读书不读书。我们说的读书，不是指读「敲门砖学」举业之书，也不是读为了教训人，为了自炫之书。而是读读诗，读读小说，读读剧本，读读报纸副刊，读读哲学，读读美学，读读历史。听说台北某公司老板林挺生先生，他阁下就有读书嗜好，而且读到称心的书，便请人或写或译，出版问世，公诸同好。柏杨先生不认识林先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以一个主持钢铁事业的人，还附带主持一个出版社，出了很多书，而该很多书又都是有价值的书，想也想得出来，传言一定有其根据。
中国人如果都能在百忙中接触书本，真是为国家开万世太平的良法，盖人必须有出世的精神，才可做入世的事业，现社会是一个利和害组成的魔网，谁都难以逃出，大街小巷、会议室、办公室，人头钻动，都在努力把自己放到第一。只有读书可以改进这种情况。如果同胞诸公一定跟书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不肯读之。那么，嗜好一点别的，也照样可以。吾友林荣辉先生，在华南银行做事，喜欢的便是射击，他有各式各样奇怪之枪，周末焉，星期日焉，骑上脚踏车一辆，到靶场打个痛快。一天过去，踏着斜阳归来，不知不觉，心也广啦，身也舒服啦。当然，你阁下不一定也去乓乓乒乒，流弹乱飞；但钓钓鱼，郊郊游，唱唱京戏，弹弹吉他，固一样也。如果天生的好静不好动，则不妨听听音乐。对啦，听听音乐并不简单，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耳朵，便只配听黄梅调，而永远不能接受交响乐，此名教习萨孟武先生和杨树藩先生联合认为「甚似打架」之故也，一旦大多数人都能欣赏交响乐，我们国家恐怕将是另一种面目。
爱因斯坦先生，其地位够高了的吧，却抽出时间，拉拉提琴；邱吉尔先生也常常自己动手当泥水匠；艾森豪先生则以打高尔夫球闻名于世。艺术活动是孤立的，不受现社会利害干扰。人人都应该有这种崇高的气质，把自己从事的学问事业，当做一件自己所创造的艺术品，不但求其混过去就算，还要追求一种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一钉一铆的得失，如此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呜呼，伟大的事业都出自宏远的眼光，和豁达的胸襟。君以为对乎？不对乎？
第三十卷： 心血来潮集
提要
《心血来潮集》共四十三篇，从刘世昌〈嫉妒──中国社会最大的恶德〉一文开始，分析嫉妒的本质，言嫉妒为邪恶的眼睛，「人类有这种邪恶的眼睛，人类就变成了一个大醋缸，既浸人，又蚀己，弄得毒菌四溢，不成人形」，他并阐论嫉妒不同于爱慕，「嫉妒的心理基础是恨，爱慕的心理基础是爱」，嫉妒也不同于竞争，盖「嫉妒是『向下拉』、『向后拉』的，而竞争是朝着目标向前」，最后，补充刘世昌所提之外尚有四种化解嫉妒的方法。柏杨由邮局甫颁布的邮差不上楼政策，谈及公寓的现代化问题，指出「有现代化的物质，必须有现代化的精神；有现代化的环境，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养」。「孑孓先生」一词则是柏杨转用一篇批判他的文章中所用名词而来，用以讽刺识见短小的「绊脚石集团」，盖孑孓「自己小小动物，在水坑里左右踢腾，勇不可当，可是顶多踢腾成一个蚊子，再踢腾也踢腾不出一条龙来。于是就整天担心别人有身价，别人成名矣。用尽方法，不使别人抬头」。其他收录在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