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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那么，写现在的小说呢？
谌容：因为在国内都可以看到，所以可以懂，台湾我的许多同行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
聂华苓：现在大陆上有很多港台文学作品，大学里还有专门研究港台文学的课程。
谌容：另外我们出了《台湾作家小说选》，所以并不生疏，包括你们的乡土文学，我们都知道。
聂华苓：你们在台湾看得到大陆的书吗？
柏杨：当然看不到。
聂华苓：你看了柏杨，还有其他台湾作家的作品，你对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谌容：总的来说，我看到台湾作家的作品，还是比较少的。但很多作家很多生活面，写的是不同的题材，譬如有乡土文学的，也有的是写自己的生活、感情之类的东西。他们给我一个印象：他们写作题材的选择偏向自己周围的生活比较多，题材并不是很广泛的。
聂华苓：柏杨，你对大陆小说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觉得他们的政治意识太强烈，我们不大能体会，就像我刚才说的有隔阂感。
谌容：或者说，我们写的是社会生活。
柏杨：唔，社会生活反应的太强了。
聂华苓：最近我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上面谈到大陆小说，作者林培瑞是一位研究中国小说的美国人，他翻译过你的《人到中年》，也翻译过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他在这篇文章的序文里，谈到大陆小说着重于社会效果，就有了它的局限性。一定要采用某些引起社会效果的题材，就是他的局限。也有些人说，台湾的小说总是写个人的，也有它的局限性，你对这个评语有什么看法。
谌容：我觉得文学作品首先得真实反映生活，这是我的基本看法。真实反映生活，那就不只是反映个人的生活，而是反映人民的生活，各行各业的人民的生活，应该去熟悉他们；了解他们，这样的生活当然有鲜花，也有眼泪，这样的生活绝对不会很平坦、很愉快，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真实反映生活本身，它就会有它自己的效果，而不是说我要写小说的时候要着重什么效果。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倒过来的。如果你真实的从生活出发，那么写出来的就真实的反映生活里的问题，如果为了达到某种效果去写，恐怕不是文学作品。
聂华苓：对，《人到中年》的反应那么大，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写《人到中年》的？我知道大陆上作家着重体验生活，要写哪一方面的题材，就到哪一方面去体验生活，你不是医生，你是怎么写那篇小说的？
谌容：对于知识份子的生活，我不用体验，我自己就是，处境、工作环境很多是一样的。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朋友，我的妹妹就是医生，这个我不用体验。但是当我决定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还是去了医院，去补充生活。我在写这小说的时候，在北京最大的眼科同仁医院待了一个月，就是每天到手术室去，换上消毒的衣服，坐在手术台边，看了很多手术，因为我必须在很多手术中间选一个手术我能描述的，最后我选了角膜移植手术。
聂华苓：你天天看他们动手术？
谌容：白天看手术，晚上写稿子，很辛苦。
聂华苓：柏杨，你还会写小说吗？
柏杨：我想不会了。
聂华苓：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监》要翻译就够你忙的了。
谌容：把《资治通监》翻译出来，能让年轻人看懂，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柏杨：非常谢谢两位的赞扬，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因为《资治通监》是一个宝藏，不但是中国人的宝藏，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藏，在一千多年之中，差不多每天每月所发生的事，都有记载，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才有。可惜它的文字太艰难，我希望用现代语文把它翻译出来，让大家都能够了解。
聂华苓：司马光当初写《资治通监》，主要是给帝王看的，是吗？
柏杨：是的，主要是给帝王看的，要帝王用来做一面镜子。不过因为它是件珍宝，所以它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帝王可以看，人民也可以看，我们作为人民的一份子，同样也可以当作一面镜子，来了解历史的发展、发掘更多更多的珍宝。
苓：你的意思是说：它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的镜子。
柏杨：不但可以作为现在的镜子，你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现在的政治，了解中国现在为什么成了这个状态，要寻找它的根、它的源，那么，这个根、这个源，要从中国历史里找，而《资治通监》是最好的一本史书。当然，它不是没有缺点，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它的缺点，而只掌握它在文化上的贡献。
聂华苓：我觉得你所翻译的《资治通监》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加上了评语。你的评语非常精彩，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也是精彩的杂文，已经出了多少本了？
柏杨：每月出一本，现在已经出到第十三本。还可能出四十、五十、六十本，我不知道。因为从文言文转变成现代语文，等于把中文翻作英文一样，膨胀多少，没有办法预料，每月出一本，大概四、五年可以完成。
聂华苓：你现在在爱荷华，还在写吗？
柏杨：很抱歉，我本来要请假三个月不写，可是出版社不肯，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王荣文，是台湾一位很了不起的出版家，他说他宁愿出一本书送给读者，也不要使它间断。三个月中出两本书，休息一个月。
聂华苓：你在这儿要写两本？
柏杨：是的，我准备在这儿写两本。
聂华苓：你们两位来爱荷华城已一个多月了，我觉得柏杨是一天到晚在写东西，谌容一天到晚在体验生活，你们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创作。
谌容：这是我的看法：文学还是从生活中来的。柏杨先生当然不一样，你是在写历史。我是写当代小说，必然要到生活中体验。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美国了。第一次是前年，我去加拿大访问的时候，美国政府邀请我们顺便访问，到了几个大城。爱荷华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仍然是很有兴趣，爱荷华是一个宁静的小城，我很想在这儿看一些家庭生活，或者是华人在美国的家庭生活。我已到了很多家庭作客，甚至于住在人家家里。另外一点嘛，是在这儿可以接触到很多作家。譬如今天我就找了南非的作家谈，我觉得了解了很多。当然，我不一定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充实自己，了解人，了解生活，特别是令我很愉快的事情是见到柏杨先生。我们大概如果不到爱荷华来，恐怕很难见面。
柏杨：我也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谌容：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使得我们能够在一块儿谈话。
聂华苓：你们两位在一块儿吵不吵架？
谌容：我们可以在一块儿练习英语。
聂华苓：怎么样练法？打电话？
谌容：打电话。（笑）
聂华苓：还有，你在大陆看不看得到柏杨翻译的《资治通监》？
谌容：我听说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好像是要出版柏杨先生的《资治通监》，你自己大概不知道？
柏杨：不知道。
聂华苓：我听说好像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考虑把古文的《资治通监》和你的白话的《资治通监》，加上你的评语，翻译成英文。还有一点，说老实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爱荷华城重见。可以说有三十年了吧？尤其是你坐牢，后来你被释放，当然很高兴，我觉得你现在在爱荷华城不但能够见到老朋友聂华苓，而且可以见到从大陆来的谌容，我觉得这就是表示了台湾是比以前开放。
柏杨：它是比以前开放、进步。不论是大陆或是台湾，方向是走对了的。不过我很直率的说，或许台湾可能走得更快一点。
聂华苓：这真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柏杨：是，没想到。
谌容：我觉得需要了解。
聂华苓：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连你们两个也有两个不同的意见，是吧？
柏杨：我觉得意见最好不要相同。
聂华苓、谌容：对！对！
聂华苓：我们三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可以坐在一起谈。
谌容：我们有一点相同：我们都是作家。
柏杨：我们处得像兄妹一样，这个，我们谢谢「国际写作计划」，谢谢安格尔先生，谢谢华苓，谢谢美国，谢谢他们的国家给我们那么宽厚的环境让我们见面。
聂华苓：我特别要谢谢海峡两岸的政府，使得我在这儿，一个海外的作家，能在爱荷华城和大陆的作家谌容在一起，和台湾的作家柏杨在一起，而且每年都可以和海峡两岸的作家在一起。对我而言，作为一个华裔，作为一个作家，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你们两位现在有什么写作计划？
柏杨：她写她的小说，我写我的《资治通监》。
聂华苓：谌容，你下一部小说要写什么？
谌容：我还是要写中国农村。
聂华苓：我记得你在来之前在中国农村住过很久。
谌容：对，对。我在今年年初就待在农村，而且我在一个县里当顾问。
柏杨：什么顾问？
谌容：我这个顾问是挂名的，因为我到处跑，可以给他们传递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