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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死也不肯。
问题是，在句句真言，事事实情的下面，另有别的句句真言，和别的事事实情。说来话就长啦，该小子早在十一年前就把五万元加上三分可怕的高利，如数奉还。除了请他们一家大小吃了几百次观光饭店外，还送他十套以上的西装，送他太太十打以上的玻璃丝袜和旗袍料，以及无数昂贵的化妆品，十一年以来，每年过年，每个孩子都是五百元的压岁钱。但更主要的是，他已陆陆续续为该朋友调了十七、八万元之钜的头寸，全都遭了退票，不得不自己赔出来，几度濒于倾家荡产。呜呼，这不叫帮助，而叫投资矣，该朋友就靠五万元的投资，就想收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期利润，这种大恩大德，真是难以承受也。
有一次，一个朋友曾对我喟然曰：「这年头，人总是想朋友对自己的坏处，从不想朋友对自己的好处。」这话有他的真实性，也是一种由衷的感慨。但同样也十分真实，也使人由衷感慨的是，人也总是想自己对朋友的好处，从不想自己对朋友的坏处也。世上张献忠式逻辑固然有，似乎不太多，盖人心总是肉做的，天理和人性，往往战胜。但世界上总是记得自己对朋友好处的人，却非常普遍，所以到处都闻喟然之声，无以名之，名之曰「养猪之叹」，对朋友的帮助，不是发自油然而生的爱心，而是发自理智的投资，准备对方一旦肥啦，好吃红烧蹄膀。你如果胆敢在挨刀时左躲右闪，哇哇乱叫，那你就是忘恩负义，应为天下人所不齿。
青年守则上有一条曰：「助人为快乐之本」，嗟夫，只要自己快乐，就是报酬矣，不必再求别的报酬；再求别的报酬，就是做生意啦。有些人只记得借钱给人，忘了他因此一借，而人也借钱给他，也忘了借该钱时曾侮辱戏弄过人的自尊。有些人只记得给人介绍过一个工作，却忘了在介绍该工作时曾强奸过人的妻女──而他竟然不叫强奸，不是忘恩负义是啥。
金圣叹先生有〈不亦快哉〉大作，其中之一是：「有朋友来访，喃喃欲语，知其困乏，急拉到无人处，诘以所需，如数给之，并问够否，云已可解危，再三称谢而去，不亦快哉！」呜呼，这正是帮助人的本质。再重复一遍，「不亦快哉」，心里舒服就是收获。
《梦溪笔谈》上有则故事，宋王朝京官们贬出去后，差不多都再度召回，再当大官。有一次，谏官李兢先生被谪到湖南，范亢先生工于心计，就变卖家产，倾囊相助，李兢先生当然感激涕零，而范亢先生也义声远播。想不到上帝偏偏吃他的豆腐，李兢先生到了贬所，竟一命归天。该书作者评曰：「凡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呜呼，这不叫大恩大德，而只叫烧冷灶，烧冷灶是一种赌博，也是一种投资，这种「烧冷灶」跟「养猪」一样，怎不烦恼丛生乎？
三年之前，台北郊区高级住宅区发生过一件血案，一个男佣人用枪击毙了他的女主人，于是乎舆论大譁，异口同声的责备该佣人忘恩负义，心同禽兽。翻底牌的结果，原来该佣人是被他的男主人、女主人带来台湾的，来的时候年纪还小，大概只有七、八岁，大概是个孤儿，流浪无依，两夫妇菩萨心肠，就把他带到身边。来到台湾之后，在家中作事，一直作到血案发生。好啦，仅这一段经历，就够他身背招牌，游街示众的啦。
然而天下事总不那么简单，他就是一头野兽，经过十几年豢养，也不见得会忽然翻脸──不过前天报上就有一则新闻，一个马戏团的狮子忽然发了神威，把驯兽师几乎咬死，所以还是不抬这种杠，这种杠抬起来我就认输，盖人总是人也。当时报上也略微透露，二位当主子的老爷、太太，并没有把孩子送到学堂念书，也没有把他当成人，只不过当成世界上最便宜的奴隶。转眼间他已二十多岁，日夜埋头在小庭园中，不但终身为奴，而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动不动就骂个狗血喷头。理由很简单，俺要不带你出来，早就被共产党杀啦；你还敢要求上学？你还敢要求工钱？打你骂你，你还敢分辩顶嘴？咦，反啦反啦。
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歌颂该可怜的孩子杀得好，杀得妙。请别在这上找碴，他杀人自有法律制裁他。我们只是研究这种大恩大德，教人如何去报答乎？偶翻《鹤林玉露》，上面有一段议论，且抄几句：「韩信未遇时，识之者惟萧何及淮阴漂母耳，（萧）何之英杰，固足识（韩）信，漂母一市娼，乃亦识之，异哉。」《鹤林玉露》的作者罗大经先生，是个有名的酱缸蛆，这一段「异哉」，古书上类似这种的记载，车载斗量。那就是，帮助困苦中的朋友时，一定都是看准了他将来可以大富大贵，才算有见识，才算「异哉」。换句话说，要投资就得找个有利润的事业投资，漂母救济韩信先生，只不过看他将来要大富大贵。古书上「未遇时」三个字特别多，其目的似乎都在对方将来一定「遇」上，夫「遇」者，「阔」也，我们只能在其中闻到功利味，闻到养猪味，闻不到爱心味也，呜呼，如果漂母看他将来不会大富大贵，大概就任凭他饿死矣。孟轲先生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看来有些人并没有恻隐之心，而只有投资之心，养猪之心。狄仁华先生说中国人有丰富的同情心，恐怕不包括这些。
不过，望报不望报也是天性厚不厚的问题，有些人固然总是念念不忘人家的坏处，有些人固然同样总是念念不忘自己对人的好处，但也有些人把帮助人的盛典视为过眼云烟。──柏杨先生虽声明过不望报，但心里却是望报的，不过表面上故意装腔作势罢啦，唯恐读者老爷误会我老人家也天性甚厚，特此声明。
送书谈起
敝大作《蛇腰集》出版问世后，大概读者老爷恤老怜贫，坚决的要救济爬格子动物，所以初版二版，只不过半月光景，就销售一空。呜呼，对爬格子动物而言，最大的实惠莫过于买他一本书，自己所费寥寥无几，而收效之大，简直比一顿痛揍还能使之提神。无法表达谢意，就在此用我老人家的玉音呐喊一声，恭祝各位读者老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不过，却因为我阁下于三月七日在《自立晚报》上刊了一则没头没脑的小启，而隆重的坐了蜡烛。该则小启曰：「《蛇腰集》赠书，当于十二日前由邮奉上，可是有些先生信上没有署名，或没有写地址，就请再来一函告知，即行补寄。」
这则小启刊出，最初两天，就接到三、四百封大函，心中一急，就又在三月十二日该报，再登了个小启，文曰：「《蛇腰集》赠书，两天中就接了三、四百封索书的信，我想是弄错啦，盖去年（一九六六）七、八月间，敝大作中断，有些读者老爷给报馆或柏杨先生来函致意，只是敬赠这几位朋友，聊表感谢关切之情，不是在天女散花也。这么大的数目，我老人家只有上大街卖裤子矣，乞谅乞谅。」大概仍没说清楚，或者读者老爷太忙，没看清楚，所以到现在为止，赐下的大函更多，堆在我可敬的桌子上，声势咄咄逼人（柏杨先生如果穷极生疯，请捐几文买件棉袄，能蒙如此不耻下问就好啦），心中就更急，必须赶紧说个明白，否则这蜡烛又尖又硬，坐既坐不下，不坐又拔不出。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一九六六）七月初，敝大作被大家伙搞断了四、五月之久，到了十一月中旬才复活。中断期间，有些读者老爷写信给台北《自立晚报》，有些读者老爷写信给柏杨先生，质问为啥没啦，并有些读者老爷还要一个肯定答覆，如果以后真的永远没啦，他就停报。这种爱护关心，每一信都引起一次激动，无以为报，就于敝大作复活后，在十一月十九日《自立晚报》上恭而写曰：「凡是有地址而又署了名的读者老爷的大函，我都一一保存，最近打算出一本集子，届时当自作多情，签名奉赠，聊表寸心。」
转眼之间，《蛇腰集》出版，虽然有点后悔当初怎么鬼迷了心，乱开支票，但既没经过大脑，把大话说出，也就只好一一咬牙兑现。可是仍有六、七十封信，有地址不详的焉，有根本没有地址的焉，有连个姓名都没有，只写「一读者」的焉（我平生最反对「一读者」，盖受捧之时，固不知何处来的米汤。挨打之时，亦不知何处来的一拳也），这些朋友虽不望报，我却是非赠书赠个彻底不可，否则就得肚子更胀，所以乃于三月七日刊出该没头没脑之小启，希望这几位朋友指示迷津，就好奉上。
这是该第一个小启刊出的原因，柏杨先生妙笔生花，说啥都说得清清楚楚，却在这上越说越糊涂，大概是天亡我也。
一方面是我没说清楚，一方面也是因为时间相隔遥远，写信关心的朋友早已忘光，而柏杨先生的尊脑里却一直沸腾（人作了亏心事，往往有这种现象），因之误认为写信关心的朋友也会念念不忘。等到「小启」出来后，读者老爷一瞧，糟老头真是慷慨激昂呀，就顺水推舟，写上一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柏杨先生遂自己摆个蜡烛，而自己猛坐矣。
刚才计算一下，索取赠书的大函（连明信片在内）共六百四十六封，如一一奉上，要四、五千元之钜，仅只邮费一项，就需三、四百元，还不如喝巴拉松，实在是赠不起。国际公法都承认「时势变迁」条款的，那就是说，遇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不履行诺言，也可原谅。柏杨先生还没有严重到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程度，不过既没把话说清楚，只好把国际公法搞出来，唬各位一唬。也罢，凡在今天之前，附有信封，又贴有邮票的读者老爷，仍忍痛照寄，收到后务必看我老人家可怜的心脏份上，找个机会，能报就报。
一位署名「松柏顿」先生的读者老爷（我想他可能在「顿」字下忘了写一个「首」字，但不敢确定），对我老人家连日来歌自己功、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