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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都是投民进党的票，实在是因为讨厌国民党的腐败，希望有制衡的力量，而除了民进党，又没有别的可以代替。假如民进党把台独列入党纲的话，我没有别的能力，我唯一的办法是，不再投民进党的票。
对民进党而言，主张台独将使它的声势像削萝卜一样，可能越削越小。民进党内部不赞成台独的人很多，可能会疏远这个党；一般强烈反对台独的人则敌视这个党。这个党则可能落在一小撮激情、非理性、意识形态型的一批人士手里，每天在那里慷慨激昂的排斥外省人，使民进党变成一个单纯的地方性暴力团体。
钟春兰：民进党中不乏优秀的人士，以你判断，他们会不会赞成将台独列入党纲？你对这些人以及民进党有什么建言？
柏杨：我相信民进党中的优秀人士不可能在这关键时刻，摧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与国民党抗衡的运动平衡点。
我多么盼望在最近几年中，民进党最好不要走法律和流血边缘──推动台独。国内政治情势不一样了，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有蒋经国作最后的决策，反抗力量的策略只要研究蒋经国的性格作风、政治动向，即可作为判断的依据；现在不行，国民党中常委有三十几个人，每个人对事务的看法不一，民进党稍一不慎，即有可能引爆火花。
我希望民进党的民意代表，能将自己提升到政治家层面，有所为有所不为。民进党中应该有更多的人像余登发一样，高瞻远瞩，甘冒野心家的愤怒，提出：我反对台独。跟国民党里的宋楚瑜、余纪忠一样，敢和党内另一种力量对抗。
我也希望民进党本身以作为良性的民主政党为努力的目标，培养出党内伦理，建立党内一套合理的运转规则。不要让少数野心家以「我敢讲，你不敢讲」来作为检验忠贞的标准。其次，民进党应着手做一次社会力的分析调查。不要迷信街头掌声，而应真正掌握社会变动的脉博；从调查工作中，也可以培养一些做事的人，而不是说话的人。最重要的是进行调查工作，会大大改变民进党的形象。和国民党一同争取技术官僚的支持，也使想做事的人在民进党内有事干。
事实上，依我的观察，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朋友，很多并不是真想台独，而是希望权力的再分配。即令真的要台独，也一定先民主化，以民主化来瓦解国民党的武装，而不是在国民党还没有解除武装、共产党还没有改变立场的时候，在它们面前舞刀弄枪。反过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若真能落实民主，也不应害怕台独的声音。
钟春兰：你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台独」在台湾的政治发展，会循着怎样的轨迹兴衰起落？台独声音有可能消失吗？
柏杨：台独这声音会一直不断提出，不断升高，直到和大陆统一那天，才会停止。台独声音不可能消失，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里面没有自律神经，却有一种自我毁灭的病毒──有能力创造奇蹟却没有能力保持奇蹟。中国人很容易创造奇蹟：共产党成功时，好得不得了，一下子又变成那样；国民北伐成功时，听老一辈讲，也好得不得了，没几天就坏了。台湾今天经济的繁荣也是奇蹟，中国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物质那么充沛，和政治上那么高度自由过，从来没有。这只要看《资治通监》，就会觉得十分沮丧。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从来没有超过嘴巴这个阶段，都是在吃。吃饱了、喝足了，就是「治」，再有衣服穿，就是「大治」，所以中国过去的音乐、舞蹈、美术，统统没有在民间生根，有的也都是贵族的。而现在我们都有了，为什么又要恢复到口腔文化阶段，难道中国人真是没有福气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
当然，以上只是从我们历史文化所推断的悲观看法。我们有没有能力，使这病毒减轻呢？唯一解毒的良方就是民主、法治。希望赶快把民主政治变成民主生活，使每个人都有民主素养，使司法、舆论公正。这样才能增长我们的福气，挡得住灾难。同时我们也盼望大陆赶紧民主、法治，待两岸的各种水平都差不多了，独不独，统不统，又有什么差别呢？
钟春兰：作为一个国民党员或非国民党员，在此时追求民主的途径上，应该有哪些认知呢？
柏杨：从个人做起！先学会听听刺耳的意见，尊重别人、包容别人。从前说：「不要做大官，应该做大事。」孙观汉先生的看法却是：不要做大事，应该做小事。民主的生活态度就是最好的小事。
此外，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圣人已死！」过去我们一直在圣人指导之下，由国家机器来操纵，结果呢？孔丘的思想指导中国两千年，他那一套并不能救我们国家、救我们民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导中国七十年，同样不能救中国；马克思社会主义指导大陆四十年了，又何尝带给中国人幸福？问题症结是统治者都把人民当犬马看，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穿、什么书不能读、什么思想不能有。事实证明这些方法是一种自杀行为，现在，我们都已长大成人，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不需要当权人物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切让我们自己来选择。
怎么看法律·杨子江
⊙访问者杨子江先生。
⊙文载一九八八年六月台北《卓见生活》杂志。
由于近期社会型态转变得极为快速，而脱法和脱序行为却一再发生，社会遂呈一片混乱。因此，本刊特访问柏杨先生，探询他对「解严前后」社会现象的独特看法……
杨子江：部份人士对国人的「法律素养」评估，并不是很高，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中国人的一般法律知识，几乎可说是「零」，试看中国人竟把「情」「理」「法」并为一谈，希望三者能同时兼顾，就可作为说明。因为在制定法律之初，就已经把「情」和「理」考虑在内；所以在执法者行使公权力时，不应再把「情」和「理」推到法律之上。
杨子江：社会型态转变趋向于更民主的境界，为什么目前社会上有更多脱法行为？
柏杨：社会型态是在转变，现在，人民许多行为，都脱离法治的轨道。至少在目前，法律和道德都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约束力，社会遂呈现一片混乱。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过去大家都把不满的情绪压抑下来，长久积压的结果，造成谁都不知道「标准」的尺度是什么？另一方面，法律及政府都没有建立起公信力。
举例而言，人身攻击在民主国家中是一件严重的罪行，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反观我们国家，处罚却十分轻微，有时候罚一点点钱就可以了事，根本发生不了任何吓阻的力量，反而有鼓励作人身攻击的倾向。
也由于政府没有公信力，法律没有尊严，人民不遵守社会秩序，脱法行为当然大量发生。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有些人不断公开的侮辱国家过去的元首──蒋中正父子，表示他乐意于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这种现象显示人民过去所受的压迫和愤怒的反弹，要想保持绅士的风度，确有困难。
杨子江：对于压抑不满情绪所发生的后遗症，我们应抱何种态度？
柏杨：由于被压抑太久，好比弹簧，一下子松手，它会毫无选择的猛然弹起来，并且可能因弹得太高而失去控制，我们的社会目前正是如此。积存了太多因不满而产生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人身攻击和恶意栽赃而已。不断脱法行为发生，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健康发展下的常态社会，而是一个从传统封建下蜕变出来的问题丛生的病态社会。
长期的高压控制，人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服从命令，控制一旦拿开，人民就会开始抗争，几乎全是情绪性的发泄，社会上充满了怨恨的「毒话」。根本解决之道，必须从问题的症结所在着手，如果畏惧真相，不敢探讨病源，彻底医治，而只是一味呼喊「仁爱宽恕」「过去的已经过去」，只会使灾难扩大。
杨子江：部份人士认为我们的社会太过于开放，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这句话是胡扯！「开放」永远没有太过。只有「有」和「没有」的区别。好比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气，人人都有权利充份享用，不会有太过的问题。
我认为应更正为：开放是否超越了法律所赋予的极限？目前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法律、规则、道德勇气，公道和正义感，就是因为缺少这些动力，使得社会呈现混乱，但我们不必怪罪「开放」、怪罪「自由」，只要建立起法律秩序，一切都会步上正轨。
杨子江：一般民众对于戒严令的实施并未感觉有所不便，但仍有少部份人士持反对立场，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大多数民众（包括我在内）不了解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所以也不知道戒严令的实施，到底剥夺了自己什么？
举例而言，在戒严期间一切犯罪案件均属军法审判（后来才限于叛乱及盗卖军油），并且禁止宪法所赋予人民的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然而，最严重的是：综观世界各国历史，有哪一个国家的戒严令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可谓创下世界纪录，应该卖给金氏年监。
杨子江：您对于戒严期间所谓「政治犯」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