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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名在四世纪之前，最为盛行。曾有人说，《三国演义》里的人物，都是单名的，若曹操先生、刘备先生、关羽先生、张飞先生，无不如此。因之一口咬定在那个时代，没有双名。其实不过是比较少罢啦，像诸葛亮先生的岳父黄承彦先生，便是双名的也。呜呼，单名最不好称呼，写信时，遇到单名的朋友，真能急出一身臭汗。从前有「别号」作为补救，所以你喊「飞」不便时，喊「翼德」就顺口啦，写「亮先生」别扭时，改写「孔明先生」就正式啦。
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少，一个人七八九十个名字，还可以消化。工商业社会，记一个名字已经记的头脑都要爆炸，再记七八九十个「别号」之类，就无力招架，非精神崩溃不可。中国《民法》规定，每人只有一个名字的，可是如果取了一个单字的名字，就不得不再多出一个别号。为了救苦救难，柏杨先生遇到单名的朋友，就毫不客气对他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在「姓」和「名」之间，硬加上一个「君」字。像《中国时报》老爷骆绅先生，每逢给他写信，我就称之为「君绅」。盖骆夫人娇滴滴叫他一声「绅」，固可销魂蚀骨，柏杨先生耳红脖粗的叫他一声「绅」，恐怕一块钱也借不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把名字整理的清清楚楚，互相称呼大业，才能通行无阻。
联考改变
在十二愿中，这一愿几乎使我再返绿岛，小学生不知道拥护联考，胆敢集体行动，拒绝拉屎的新闻，可是报上登的。想不到三月间刊出后，到了五月，官老爷才忽然大怒──可称之为「迟来的大怒」。谨此磕头如捣蒜，绝不是我出主意教他们不拉屎的。以后小学生就是憋死。我都不说一句，要说就说官老爷爱听的话。
教育部已经宣佈联考要改变啦，这证明连官老爷也承认联考害人不浅。虽然是小变，但小变总比不变好，盖世界最可怕的是乾屎橛，宁为瓦碎，不为玉全。柏老建议的几点，一些读者老爷认为，仍不能解决问题。不过在教育还没有能力根本解决之前，也只好枝枝节节解决矣，我们不能希望只拿动一百公斤的朋友，非拿一千公斤不可。而柏老只是提供几点意见，不是方案，盖我也没有这种能力。不过却有点别的小意见，大学堂有些课目实在不必读啦，若大一中文，若大一英文，若大一中国通史、近代史，若啥，若啥，高级中学堂就应念好，再重眩槐椋翟谕芽阕臃牌ǎ啻艘痪佟�
中国为啥不能？
──八○年代十二愿的几点补充之四
联考有它的时代使命，为考试制度解决了四十年的困难。但它也筋疲力尽，理应收山。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联考如果再持续四十年──其实用不了四十年，只要再有十年，考试委员恐怕连题目都无法出，盖课本上能出的题目，全出光啦。除非改写课本，把罗马搬到希腊，或把唐王朝摆到宋王朝之后，否则的话，千余年来科举考试的出题覆辙，准历史重演。那就是，谁能把考生难住，谁才是高手，刁钻古怪兼鸡毛蒜皮，都要端到台面上，遗害之烈，恐怕不下於八股，那就坑死中国人矣。不再託人带东西
天下没有绝对的事（这话不供抬槓之用，贵阁下如果用大刀把柏杨先生的御头从脖子上砍下来，我可绝对的活不了），所以，不再託人带东西，也不能作绝对的解释，而只是不託人带下列的东西：
一曰，太重的东西。除了託带柿饼，理应挨板之外，其他如书籍之类，也实在可怕。盖寥寥几本书，即令航空挂号寄递，又能费几钱银子？如果是成筐成篓的书，那就不是对朋友之道，而是对仇家之道矣。二曰：太大的东西，即令不重，体积太大也照样是对仇家的手段。我有一个朋友上月前往欧洲，他小姨竟託他带两个十斤重的棉被给在伦敦的儿子，他气的几乎当场就要撒野，结果只好採取柏杨先生所传古法，打包投邮。三曰：太贵的东西。像钻戒之类的金银财宝，自己遗失啦，怨天尤人，闹了一阵，只好拉倒。如果是朋友的，赔吧，根本赔不起，不赔吧，可能被认为假掉啦，发生流血悲剧。四曰：危险的东西。涉及政治性的危险，当然不必细表。就是涉及刑事上的危险，同样麻子不叫麻子，而叫坑人。託带海洛英固该万死，託带能引起公共灾祸的东西，也罪不容诛。有一个傢伙是收集火柴盒专家，火柴盒里又都装满火柴，一天他大骂他的朋友拒绝带一箱上飞机闯关，就未免太过於王八蛋也。
现代文明带给我们太多和太方便的交通工具，像邮政电话之类，简直是上帝的傑作，只要用少得可怜的费用，想上山就上山，想下海就下海。亲情友情，不应乱被糟蹋。然而，只要两情相悦，自然另作别论，前天我去法国文化中心，找魏延年先生借钱，只见一个蹲式的马桶，绳捆索绑放在那里，那就是他託朋友带到巴黎去的。他阁下所以如此，并非故意表示威镇天下，而是该朋友经常来往台北巴黎之间，两手空空，乐於战战兢兢，手捧活宝。如果是柏杨先生前往，有人託我带它，恐怕免不了受我心狠手辣的修理。
朋友的意义是互相解决困难，不是互相增加困难，如果互相增加困难，那就不是朋友矣。所以凡事总要跟朋友调换一下位置。好比说，某种等它救命的药品，自己就有权利开口，朋友也有义务接受。但主要的是，无论带啥，双方都应有充份的信任，如果是丢啦，破啦，那就确实是丢啦，破啦。不能霎时间疑云重重，三十年交情，发生动摇。至於託人买东西，那就更需要信任，无论样式也好，质料也好，赛死也好，不称你的心，不如你的意，应该相信朋友已为你尽了全力，仍要欢天喜地接受。
──不接受，或虽然接受啦，嘴里却嘟嘟嚷嚷。有些老奶，原来一时不便，誓言等把东西买回来后付银子的，货既拒受，银子自然不肯外掏，此谓之不开眼兼不开窍，以后千万敬鬼神而远之。自己争气 莫把别人怨
这一愿写出不久，就像通了马蜂窝，某家报馆里会一度热闹哄哄，你一言，我一语，结论是：「柏老头为移民美国铺路啦，所以拚命拍洋大人的马屁。」听了之后，七魂出窍。六○年代时，为了节育问题，提笔上阵，大战廖王汤时，就有人一口咬定我老人家想当立发委员，咬的我高声大叫，声震四野，总算把他们的嗓门压住。想不到人之不长进，代代都有，如果不是头脑不清，就是故意转移目标，再不然就是恶性重大，至死不悟。柏杨先生绝不会去美国安家落户，这不是说去美国安家落户不好，而是人各有志。事实上我还猛劝年轻朋友去美国安家落户，盖安土重迁的时代已经过去，向异域发展，正是高瞻远瞩，中国人如果都死囚在黄河流域，不向长江、珠江、黑龙江移民，岂有今天的庞大局面乎哉。我老人家七魂出窍的是，这算世界上哪种思考方法？真闷死人也。
──一个国家现代化，必须一个国家国民的思考方法现代化，至少跟物质现代化同时并进，才能产生新的文明。闭着眼睛乱咬，把大牙咬掉都没有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人似乎成了推卸责任的能手，俗曰：「不会切菜怪案板。」不是怪案板不平滑，就是怪案板太平滑。不是怪案板太高，就是怪案板太低，甚至怪案板旁边那个盃子的模样使人心烦，而从不检讨自己其蠢如猪。
历史上更斑斑可考，姒履癸先生把商王朝搞亡，却怪苏妲己女士；子受辛先生把商王朝搞亡，却怪施妹喜女士。吴夫差先生把吴王国搞亡，却怪西施女士。高纬先生把北齐帝搞亡，却怪冯小怜女士。亡国的罪恶全推到女人头上（高级一点的则全推到宰相头上），却从不检讨自己其恶如狼。
读过《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一件事，贾宝玉先生调戏金钏儿女士，被老娘王夫人听到耳朵里，她不怪她儿子混蛋，却翻身而起，照金钏儿女士脸上就是一巴掌，骂曰：「下作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明明是贾宝玉先生先动手动脚，要吃胭脂的，结果他阁下反而成了被害的正人君子，被调戏的苦命丫头却被罩上「教坏爷们」大帽。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靠「自己对到底」「别人错到底」，恐怕是难以继续优秀下去的也。
中国电视台曾转播美国的一个专题影集，曰《日本能，我们为啥不能？》指出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作效率，已在世界上坐第一把金交椅，主持人把日本人的优点，一一的加以列举，再指出美国的落伍，和因落伍而可能衰亡的危机。想当初四○年代，日本一切都落在美国之后，把美国当成神仙一样的五体投地，特地从美国请来效率专家莅临指导。到了六○年代，突飞猛进，已爬到美国头上，把美国逼的发疯。记得有一年日本分别在美国和欧洲举办汽车推销大展，洋大人的真牙兼假牙，一齐笑掉。可是不久就再也不掉啦，盖没有时间再掉，汽车工厂成群结队的倒闭，大家都忙着领救济金去啦。
这部专题影集，给我们很多启示，日本人并没有自以为立国比美国早了几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不过「儿子揍老子」，就拒绝向美国学习。美国佬也没有认为日本人「忘本」，蕞尔三岛，重利轻义，就拒绝反转过来向日本学习。有些睡眼矇矓的中国同胞，尿憋的紧，一会喊日本要完啦，一会喊美国要完啦。呜呼，恐怕是很难完。盖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民族也好，只要心服口服的承认自己确有差劲之处，而不去抱怨别人，一定会有进步；这是一种勇气，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坚强的生命活力。当日本重金礼聘美国效率专家莅临指导时，没人攻击那是崇洋媚外。当美国认为要学日本长处时，也没人攻击那是崇洋媚外。只有做贼胆虚的破落户，才动不动都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