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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肤浅的看法，他认为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座架”。海氏的思想非常
晦涩，很难理解“座架”一词到底意指什么。但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技术并不只是一种
工具，它也不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技术具有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它作为一种渗透于人类
生活各个层面的力量，无时不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施加着巨大压力。对于这种压力
我有切身的感受。
我是搞哲学的。搞哲学的人大多有个毛病：不善技术操作。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早就给我
配备了电脑，可我因不善操作而很少捣鼓它。我的几位同事则相反，他们很快便对电脑产生
了“感情”，很快就能熟练操作了。不久他们就在工作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电脑极大地
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现代社会是极重效率的社会，个人若不能适应社会的平均工作效率，
就有可能被淘汰。我原来工作所在的大学是处于急速发展之中的大学，故对效率的重视犹甚。
它以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刺激教授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例如，出版一本专著，月薪增加
300 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一些教授每年都有一本以上的专著出版。电脑帮了他们很
大的忙，在电脑上既可以高效率地进行创造或制造，又能极方便地对科研成果进行改编和重
组。相比之下，我的工作方式就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了，我仍然笨拙地用钢笔在稿纸上“爬
格子”。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教授必须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否则
就是不合格的教授。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技术对我的挤压，我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管你
喜欢不喜欢电脑，你都得学会使用电脑；用电脑写作，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已是现代学术圈子
的基本要求，起码的电脑操作技术已是现代学术圈子的平均技术要求；达不到这项平均技术
要求，就别在学术圈子“混”。于是我屈服了，开始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学习电脑操作，因
为我毕竟喜欢学术，更有甚者，人到中年再改变职业已十分困难了。我没有哈佛大学教授丹
和美国农场主兼作家白瑞的那种拒斥现代技术的勇气。丹认为 20 世纪的美国文明史实乃一
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
“机器”代表不断进步的科技，
“花园”则象征着日益萎
缩的人文精神。丹对“机器”之蚕食“花园”深怀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
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决不考虑电子打火机
的方便（《读书》1995 年第 6 期第 50 页）。白瑞说：“我几乎像每个人一样依赖于我所并不
敬佩的能源公司。我希望自己能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它们。我在工作中总是尽可能少地依赖于
它们。作为农场主，我几乎用马做所有的活儿。作为作家，我用钢笔、铅笔和纸工作。”他
和妻子一起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有人劝他买一台电脑以提高效率，但他却以如下理由拒绝
了别人的好心建议：首先，他不希望自己的写作直接依赖于被掠夺式地开采出来的煤炭，他
不能一边在写作中依赖于对自然的掠夺，一边又义正词严地写文章抨击这种掠夺。其次，他
并不认为电脑的普及会导致对他真正有意义的进步，例如，和平、经济正义、生态健康、政
治诚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以及好的工作。再次，技术革新要求抛弃所谓“旧模式”，但使
用电脑所要抛弃的“旧模式”不仅包括他传统的贵族标准，而且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批评者、
他最亲近的读者以及他的伙伴工人。最后，他不相信用电脑写作真的胜过用铅笔写作。
（A·H·泰希编《技术与未来》1993 英文版第 66…68 页）。
丹和白瑞都看出了技术的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机器文明”对“花园文明”的“蚕
食”也便是现代技术对传统价值的排挤。说技术革新要求抛弃“旧模式”，也便是说技术革
新要求抛弃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对于已适应旧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自然是很不舒服的事情。
情愿按“旧模式”生活的人们有他们的价值观，要求抛弃“旧模式”，便要求抛弃他们所珍
惜的旧价值。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丹和白瑞都表现了可贵的坚强和勇敢，但现代技术不
会因为少数人的抵制而停滞不前。
人类自超越于其他动物以来便一直在追求技术进步，人类文明史与技术进步史是分不开
的。但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技术有根本的区别。第一，现代技术是加速进步的，而传统社
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例如，中国的牛耕技术延续几千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有极其缓
慢的改进，中国农民几千年年复一年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生产；而现代社会从蒸汽机到电机，
从电报到电话，从电视到电脑的变化，都只要几十年，而现代电脑的换代则以年份计。加速
进步的现代技术迫使人们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让技术革新的弄潮儿们兴奋不已，却
也让许多人无法适应。第二，现代技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技术在传统社会人们心目中的
地位完全不同，或说技术在现代“价值谱”中的地位根本不同于在传统社会价值谱中的地位。
技术在现代价值谱中占据着极其显赫的地位，即现代人崇尚技术，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当今高
中生考大学选择专业的情况就清楚了。工科专业总被认为是好专业，理科较受冷落，哲学人
文学科则更受冷落。这与传统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传统社会，并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技术，
科技被贬低为“奇技淫巧”，在中国经世之学才是最重要的学问，在西方中世纪，神学才是
最重要的学问。第三，现代技术创造出一个“人工世界”，创造出无比复杂的人工系统，这
便使大多数人封闭于人工世界之内，沉溺于人际游戏之中，从而无暇亲近大自然。每个人都
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弄清别人设定的许多秘密，却无暇体认大自然的奥妙无穷。例如，
电脑和网络完全是少数人编排和设计的复杂系统，它对于设计者之外的人们来说，充满了诱
人的奥秘，所以它吸引了无数个“网虫”，使他们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古代技术则不然，
古代技术是联结人与自然的纽带，特别是农业技术，总使人们保持着对大自然的亲近。第一、
第二两方面的区别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技术已成为现代人最重视的价值之一，人们才投入
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技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才建立了大量的研究工程技术的机构和培养
技术人员的学校，从而才有技术的加速进步。现代技术已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渗
透于文化的各个层面，这便使我们无法逃避技术对我们的挤压。丹和白瑞对现代技术的抵制，
正是对这种挤压的反抗。
吴国盛教授认为技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
术才可能表达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
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技术
服务于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地表现了它的后一方面（吴国盛《技术与人
文》。在我看来，技术到底以表现哪个方面为主依赖于文化。在古代文化中，技术主要是表
）
达自由的；在现代文化中，技术因服务于贪欲和效率而抑制着自由。服务于贪欲和效率便是
服务于现代性的根本目标——发展。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而发展的核心内涵是经济
增长和科技进步，可见发展也涵盖了技术进步。有朝一日，现代社会若宣称它不再谋求这种
意义的发展了，那它就不再是现代社会了，即它已超越了现代性。发展便是人的扩张性、侵
略性的主体性的张扬，是对权力的追求，也就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但知识须转化为技术才能成为力量。在英语中“力量”和“权力”是同一个词，即 power，
可见对力量的追求便是对权力的追求。现代性对力量的重视，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对霸
权的追求，在经济上就表现为人类对地球的榨取与征服。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促进的，例如，
一个国家越能高效地榨取地球就越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霸权。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浪潮至
今已被“搅和”成至大无外的全球化政治角逐、军事斗争和经济竞争的旋涡，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能游离于这个旋涡之外袖手旁观。
现代性所内蕴的经济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惟一源泉。所以，
为能拥有越来越幸福的生活，我们应不知疲倦地谋求发展；为能保证不断发展，我们必须永
不休止地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革新。于是所有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的人民都必须永不止息
地在发展之路上拼命奔跑。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不断
急剧变化，它催促着每一个人毫不懈怠地努力跟上发展的步伐。我们刚刚适应了一种工作方
式，新技术又要求我们放弃它以采用更先进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效率、促进发展。
现代人的幸福观深受享乐主义的影响，在大众文化中，享乐主义又常常表现为物质主义，当
代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又表现为消费主义。人们认为物欲和肉欲的满足就是幸福。自由主
义经济学家公开宣称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贪欲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也确实需要贪欲的推动。
西方心理学家则宣称，人的欲望应得到充分满足，压抑会导致心理病态，能适时地满足自己
欲望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于是，克制和艰苦朴素不再被看做美德，因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