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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以后，学校放寒假了。在春节前的一个冬日高照的上午，我和马庆、吴蔚、姜茹、龚驰群、何静红、韩军、王红川一起，带着我们为伍建的捐款和许多生活用品，用了半天时间跋涉30多里山路，来到伍建家所在的小山村。刚拐过一个山坳，我们就远远地看见他在地里劳动着。我们悄悄地一直走到他面前时，他仍在弯腰劳作，竟没有觉察到我们。
我们在田埂上站成一排，齐声大喊：“伍、建、你、好！”
他猛然抬起头，惊呆了的脸上泪水夺眶而出……
一晃15年过去了，当年的伍建和他的同学们也已长大成人。前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伍建的来信。他在信中提起那年春节前夕同学们给他的温暖时，我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多少有些令我吃惊和欣慰的是，他在信中自豪地写道：“李老师，现在我也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了！”
1990年1月，我发现班上一位叫胡国文的农村同学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一了解，原来他以前就有的肠胃病最近复发了，同时，由于学习紧张，他患上了失眠症。这使本来就性格内向的他更加郁闷了。虽然我找他谈了几次心，安慰他，鼓励他，但他终于没有坚持到期末考试，就回家养病去了。
放假的那一天，我和学生们给胡国文写了一封慰问信，然后，全班每一位同学都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满了温馨而真诚的话语。我们希望，班级的温暖不但能使他过个好年，而且能使他乐观起来，振作起来，战胜疾病，回到我们这个可爱的集体。
寒假后开学第一天，见到胡国文来报到了，我还挺高兴，热情地问他：“病好了没有？”他却不说话，低着头，泪水渐渐从脸上滴到地上！在我的一再安慰和追问下，他才向我断断续续地诉说了春节期间他家里遭到不幸——家里失火，房子被烧成一片灰烬！
最后，一向不会言辞的胡国文居然说了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最让我心痛的是，同学们给我寄来的明信片没抢出来，全被烧了……我本来是要终生珍藏的！”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究竟怎样？这个问题还是让胡国文当年写的一篇作文《谢谢您，亲爱的班集体》来“回答” ——
…… ……
第二天下午读报课，我刚走进教室，就觉得气氛不对。抬头看黑板，几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国文兄，我们永远在你身边！”一股暖流闪电般传过全身，泪眼模糊了我的双眼。原来同学们正在李老师的主持下，举行安慰我的主题班会。我真没想到同学们这么快就知道了我的困难，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用如此庄严隆重的方式来给我以慰藉。不过，这又像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向来就团结、友爱。黑板上，还有何英同学写的一段话：“一份痛苦，两人分担，便只有半份痛苦；一份欢乐，两人共享，便有双倍的欢乐。你只有1/60的痛苦，却拥有60倍的欢乐。”是的，同学们把欢乐给予了我，却把痛苦给我驱走，我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王英浩同学还深情地朗诵了一首他专门为我写的诗：“哦，国文/不要悲伤/让我们温馨的友情/在你心间，投下一丝金色的阳光/带给你更多的温暖，更多的坚强……”他的诗，像是给我注射了兴奋剂，让我浑身热血沸腾，充满了力量。接着，团支部书记郑洁同学把60张明信片（包括李老师写的）送给我，她说：“大火烧毁了我们以前给你写的明信片，但烧不毁我们的真诚友情。今天，我们每人再给你写一张明信片！”我看到每一张明信片上都写有鼓励我的文字，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段暖人的话语鼓励我，安慰我，带给我一片真诚，让我本来压抑的心轻松起来，又获得了勇气和希望。我真正感到这友爱的丰厚崇高了。随后，班长周强又把几百元钱送到我手中。这钱是同学们决定这学期不看电影而捐给我的，这真让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同学们作出这样的牺牲，是在用真诚的心抚慰我，让我重新对一切充满希望。班会结束时，同学们还送来了慰问信、钱、粮票、笔记本、衣物、脸盆……李老师也送来了他捐给我的钱。到最后，我的桌上堆满了东西……昨天回到学校时那种伤感和悲痛，这时已烟消云散了，我的一颗冰冷的心已被同学滚烫的真情融化了！
…… ……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我班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杨嵩同学，还在全校师生中发起并成功地组织了为胡国文捐款的活动。
师生之爱，同学之爱，都不应仅仅止于班级内部，而应该有爱的扩展和升华。这种爱的扩展，是对周围其他人的爱——同学、邻居、以及一切素不相识但需要帮助的人；这种爱的升华，是对我们祖国的爱！
这才是爱的教育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
1990年10月，我教高93级一班的时候，了解到学校附近有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及儿媳在几年前因车祸双双身亡，现在和她9岁的孙子相依为命。同学们知道后，不但为老太太捐献钱物，还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一些书籍送给那个可怜的孩子。而且，学生们还组织起来，每周都派一个小组去老太太家为她做家务事……
1983年，在未来班的成立大会上，我们收到了一位家长寄来的一笔钱，同学们当即决定，把这笔钱寄往北京圆明圆管理处，用于整修圆明园遗址。捐款寄出20多天后，我们收到了圆明园管理处的回信：“……同学们长大后能到北京读大学或旅游的机会是会有的，到那时请你们一定来圆明园。请同学们放心，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将加倍努力，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不久的将来一处大型古典园林遗址定会在祖国首都——北京出现。……”
1987年5月，大兴安岭火灾的消息传到我们班，还不用我动员，同学们就行动起来了。班长程桦、吴涛代表我们班率先在校园贴出了一份《倡议书》，倡议全校师生为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那次活动中，我班采取无记名方式捐款，所捐金额居全校第一。
1996年，我任成都玉林中学初98级5班和6班的班主任，恰逢成都市人民政府开展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我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同学们用自己节约的零花钱买来珍贵的银杏树和女贞树的树苗，种在府南河边。而且由此成立了“府南河红领巾志愿者中队”，每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都去河边护理我们的小树，一直坚持到现在。
…… ……
在我教过的班级中，类似的活动，学生们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现在已很难准确统计了。有时是我有意组织的，有时是学生自发开展的。这是爱心的教育，也是童心的教育。而最能体现爱心和童心和谐同一的，是那一次我班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建造烈士群雕的募捐——
从1982年2月刚参加工作起，我便利用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为学生朗读《红岩》。到了第二学期的11月13日，我便读完了《红岩》最后一节，可是学生们还沉浸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悲壮的场面之中。
我对表情庄重的学生们说：“明天是11月14日，星期天，同学们将度过愉快的一天。可是大家是否知道，33年前的11月14日，江姐正含笑走向刑场？再过两周，11月27日，是‘中美合作所’最后大屠杀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些先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正在筹建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群雕》的塑像。”
“我们为建造《烈士群雕》捐点款吧！”
“对，向先烈表示一点我们的心意！”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说出了我本来准备提出的建议，我非常高兴，说：“同学们自愿捐款当然很好，可钱从哪儿来呢？回家向爸爸、妈妈要吗？”
“不，我们利用星期天去拾废品卖！”学生提议道。
“好！”我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补充说：“当然，也可以清理家里的废品——如废书、旧报、牙膏皮等等去卖。总之大家要注意：所交的钱必须是卖废品所得，决不能因此向家里要钱。只有通过自己劳动所得来的钱，才最能表达真诚的心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全班大多数学生都陆续交来了自己的捐款。我一一清点着由一分、两分、一毛、两毛汇集而成的捐款，心中无比欣慰。
不知怎么的，在清点捐款的过程中，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丝怀疑：这些钱都是学生卖废品所得吗？虽然每个学生在交钱的时候，都说是“卖废品换来的”，但凭我对学生们的了解，我估计可能有少数学生并没有卖废品。想到这里，我隐隐感到不安：怎样才使这一笔献给先烈的捐款真正纯洁无暇呢？
我当然不好为我这个想法而在班上搞“清查”，但我想至少应通过什么方式提醒或教育一下学生们才好。怎么办呢？
正好，何静红、龚驰群、王薇三个同学来交钱了。我收下钱，照例问道：“卖的是什么废品啊？”
没有回答。
我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班长何静红，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们，没有去拾废品。”“那么，这钱是向家里要的喽？”“不是，这是我们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几个人的声音很小，充满了惭愧。
我踌躇了：收不收呢？她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必须交卖废品所得的钱”的要求，似乎该受批评。；然而，他们没有撒谎，这却是很可贵的。再说，这钱并非向家里要的，而是她们节约下来的，仍然能代表她们的心。
于是，我表扬了她们：“你们很诚实！”
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前，我在班上讲了何静红几位同学的捐款的事：“她们没有拾废品，当然不对；但她们有一颗诚实的心！让祖国的新一代具备诚实纯正的品格，正是先烈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