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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程桦的妙语激起了空前热烈的掌声。
日本市川市市长高桥国雄一行将到乐山一中参观访问的消息，使学校一下子开始了紧张的迎宾准备工作。我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找到程桦和几个同学：“你们能不能在高桥国雄来访时，主动采访采访他？一来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二来想让日本人看看我们中国中学生的形象。”
程桦等同学当即便答应了，而且还兴奋地跳了起来。
到了采访那天，小“记者”们友好而勇敢地向高桥市长频频发问：“请问高桥先生，对我们学校印象如何？”、“请问，贵国中学生教育开了哪些课程？”、“贵国中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请问，贵国是怎样对中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高桥先生看来对孩子们的采访很感兴趣，从容而风趣地回答着各种提问。
规定时间到了。程桦鼓起勇气提了一个事先对“上级审查”隐瞒的问题：“请问高桥先生，贵国正是怎样对你们中学生讲日本侵华战争的？”
高桥国雄稍稍顿了一下，随即便十分和蔼而坦率地答道：“我们一般还没对中学生讲这些。不过，我们总是教育我们的青少年学生要热爱世界和平、维护日中友谊。”市长还笑盈盈地拍了拍程桦的肩膀，显然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友好”甚至“影响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提问。
但程桦却“固执”而天真地向高桥国雄提出：“请市长先生回国后代中国中学生向贵国政府建议，教育日本青少年全面地正确认识历史，珍视中日友好关系。”
应该说，程桦的采访是相当成功而得体的。
临近初三毕业之际，程桦代表学校参加了乐山市中学生现场作文比赛。
这次作文比赛的题目是临场抽签决定。初中的题目有三个：《笑后的思索》、《生活中美丽的一瞬》和《从夏时制说起》。程桦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他抽中了《从夏时制说起》，题目要求写议论文，而且重在“说起”，即展开联想，通过发散性思维发表议论。这对初中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程桦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调动自己的思想积累和表达能力，写了一篇令后来的评卷老师拍案叫好的佳作。
文章以驳论的方式一开始就展示出对“夏时制”持不同意见者发出的种种言论（“现在简直什么都跟外国学！”“就是，连时间也……唉！”“中国有中国的时间，外国有外国的时间，为什么连时间都要跟着别人学？”），接着对这些概念不清、观点糊涂的言论进行分析论辩：
诚然，这“夏时制”确实为“外国引进”，但这时间却怎么分“中国的”“外国的”？正如天上的月亮，中国境内人说是中国的，外国境内看着的人又说是他们的。然而不管怎样，那天上却只有这么一轮月亮。时间也如此，不管怎么争，时间，却也是地球上的时间，大家都在过的时间，从何谈起“中国的”“外国的”？
接下来，程桦紧扣“引进”二字大做文章：
中国和外国，都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天底下。为了生活得更好，各自想了些好主意。有时中国有的，外国没有；有时外国有的，中国又没有。如指南针、火药，外国不是稳稳当当地学去了吗？那么，外国好的，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学呢？
程桦进而剖析这种盲目排外的历史根源，指出这是一种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吃够外国人的亏而引起的变态心理的反映：
从什么时候开始由这种怕“外国的”，而产生盲目排外思想的？大概是从那“鸦片战争”开始的吧！外国人说的是让我们享受“西方文明”，却让我们享受了鸦片、炮火、军队的滋味。大概从那时起，我们民族有个普遍心理现象：啊呀呀，不得了，那、那是外国的！“外国的”是瘟疫！
最后程桦站在清醒中国人的立场论述道：
我们是中国人，因而也要有自己的脑袋，要用它来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中国的东西有好有坏，外国的东西也有好有坏，我们都要分出好坏，然后留下好的，去掉坏的。这留下的，也就势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们都应该充分占有和利用。特别是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神速，倘若坚持“外国的不用”，恐怕哪年又要被别人，被我们蔑视的“外国人”欺侮了！
这篇文章一举夺得那次作文大赛一等奖的第一名。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评述程桦的获奖作文，并不是因为我也是那次作文比赛的优秀指导奖的获得者，而是这篇作文反映出程桦在我的影响下，思维已比较敏锐活跃，思考比过去严密周到，思想也开始犀利深刻起来。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两年之后，已是高一学生的程桦受学校委托主办了一期纪念国庆38周年的专栏，又在全校引起了反响。
一位高三学生说：“这期板报内容别具一格，不落俗套，很有新意！”一位语文老师说：“这是我在学校任教二十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一期学生板报！”
然而，也有个别人提出了非难：“国庆板报怎么能这样办呢？”“这些学生的思想太片面、太偏激！”
所谓“国庆板报怎么能这样办呢？”是因为这期板没有象以前的“庆祝专栏”一样，摘抄几句“从井岗山上的星星之火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盏盏红灯”之类的“诗歌”，也没有堆砌一些“建国以来”或“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而是以“热爱祖国风华正茂，关心改革激扬文字”为通栏标题，登出了一组论国事、话改革的议论文──《让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血泪国耻不能忘》、《评电影》……程桦还特意在《写在前面》中告诉读者：“对共和国母亲生日的庆贺，莫过于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对改革事业的关心。”
所谓“这些学生思想太片面、太偏激！”主要是针对报中程桦《血泪国耻不能忘》一文而言。程桦在文章中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我国领导人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而日本方面仅邀请五百中国青年访日”、“东芝事件”、“日本企图做政治大国”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中日友好不能忘记历史”、“越是在共和国生日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想一想我们母亲所遭受过的耻辱”。应该说，作者善于独立思考，勇于说真话，热爱祖国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板报仅存在了10天，就被强行擦掉了。
又是一个黄昏，我和程桦漫步校园。我对他说：“不要灰心，你肯定没错。你应该豁达些，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气度。”并告诉他应该怎样对待复杂的社会，同时勉励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期待着程桦走向成熟。
然而，他毕竟是个孩子，考上高中时也不过十四岁。他当然也有着这个年龄男孩子顽皮、活泼甚至倔强、任性的特点。
高一时，我继续担任他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开学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和他的父母头疼的事。
他的父母已在一年前调到乐山一中。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里，大概已经十一二点了吧，她的母亲焦急万分地叩开了我的寝室门：“李老师，程桦他……他……他出走了！”
我一惊，连忙随她赶到程桦的家。原来，这天傍晚在饭桌上，他母亲不停地告诫他“要专心学习”、“不要分散精力”、“特别要注意和女同学的交往”等等，说得程桦心烦，总觉得母亲不信任自己，就和母亲顶了起来，父亲见状，便骂了他几句。程桦一气之下，丢下还没吃完的饭，便冲出了家门。
现在已是深夜，程桦还没回来，他父母当然心急如焚。
我寻思，程桦是个有头脑的人，又是男孩子，估计不会出什么大事。便安慰他父母，并同他们聊了起来。我问程桦最近在家的表现，他父母告诉我，最近一段时间，程桦脾气特别犟，逆反心理很重，不像原来那么温顺听话了。
我问：“你们嘱咐他要特别注意和女同学的交往，是不是发现他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好的迹象了？”
“不是。”他母亲说，“我们纯粹是一种担心。现在社会复杂，我们是怕他在外面学坏了啊！”
我说：“这样说他，他肯定感到委屈。程桦现在这个年龄正是处于一个心理发展很关键的阶段。既不可能脱离父母，又处处想独立自主；既渴望找到知心朋友，又对大人们处处防范；自我意识特别强，自尊心也特别重；受不得半点冤枉和委屈……因此我们以后对程桦的教育应更加细致耐心才是。”
程桦一直没回来，于是我和他父母一起出去找————虽然明知不一定能找到。我们先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里呼喊，后来又进入教学大楼，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搜寻。结果，在一间教室的门背后把程桦找到了……
第二天，我与程桦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的心，虽然他口头上承认自己错了，并答应向父母道歉，而且保证今后不再出走，但我感觉得到，他是出于对我的尊重或者说怕伤了我和他的感情才这样表态的，而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想通。
从程桦在班上的表现来看，他的成长也的确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上课特别爱说话，常常被老师批评；下课更是无比活跃，有一次在教学区内踢足球，竟把教室玻璃窗砸碎了（当然，他事后主动来找我认错）；学习也不如以前抓得那么紧了，作业也开始有敷衍的时候；最让我着急的，是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没有，反正至少客观上他开始给人一种骄傲的印象。
我也感到程桦不如过去那么“纯”甚至有点“油”了。
本来，就程桦的智力、�